！
曹真曾领虎豹骑，也曾亲自或督将打过一些胜仗，每次征战也与将士同劳苦，军赏不足就以家财班赐，“士卒皆愿为用”；若再看日后面对诸葛亮北伐的表现，无疑他是曹魏第二代宗亲中最杰出的将领。黄初三年入朝后为上军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假节钺。夏侯尚这个征南大将军，以前虽有从征、当参谋，但假节、都督南方诸军事，真正当主帅督徐晃也是曹丕称帝后的事，当时的军事资历和曹真相比，确实相差不少。
尽管曹真假黄钺这“非人臣常器”，能戮节将（注37），看似是主帅，不过从《伐吴诏》（注18）中“征南进运，以围江陵，多获舟船，斩首执俘，降者盈路，牛酒日至。”的一句，以及《文聘传》中的“与夏侯尚围江陵”一句来看，主帅是都督南方军事、与曹丕关系极为亲密的夏侯尚，因为若只写上一个名字的话，只能是写上主帅的名字。
至于曹真的都督中外诸军事，不是一般人望文生义的都督中央与地方的意思，实际上是仅指京师中央军：中，谓中军；外，谓城（指洛阳城）外诸营兵，这情况直至东晋也是这样（注38）。也正因如此，所以曹真有一定程度上的自主权，《吴主传》记录“曹真分军据江陵中州”；曹真这上军大将军开府，以侍中辛毗行他的府属之军师（这也是《辛毗传》提及曹真之因，因为他不是行征南大将军的军师）。
再辅以久征沙场的两个魏五子张郃与徐晃，其中徐晃还是曾与曹仁守过江陵的，以及久守江夏的文聘相助，或许再包括如前述分析的满宠，这一路是最多曹魏名将参与的。
吴军方面，主将是吕蒙眼中的替任者、“临急胆定”的朱然镇江陵，以前从征多次，夷陵之战负责断刘备的后道，再加上江陵乃天下闻名坚城，曹仁能以此在无援军的情况下面对周瑜军死守一年；陆抗能以一副将守住羊祜军的攻势，而抽身破以西陵降晋的步阐。这就注定了魏军要破江陵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孙权下令救援江陵的潘璋、诸葛瑾、杨粲等人中，军事不是诸葛瑾其所长；杨粲只是个历史过客，连个附传也没有，实力不明，所以救援大任就落在潘璋手中。
潘璋其人不但嗜酒、粗猛，更立军市谋利，个人素质实在没甚么好说，不过孙权需要人才便因功忘过，因为他打仗还是有一手的。合肥之战前主要功绩就是讨山贼，亮点不多，但合肥之战时张辽突袭，陈武阵亡，宋谦和徐盛败走，潘璋这时斩杀逃军使还战，情形有点像于禁于淯水之败斩已无军纪的青州军、后明辩是非先应付张绣追军，为曹操赏析。荆州之战和夷陵之战，其所部又成功生擒关羽和杀刘备护军冯习。在这之前主要体现出是一个猛将，在当时吴的老一代名将多亡的情况下算是较理想的人选。三海在城东北。江陵以水为险。孙吴时引诸湖及沮、漳水浸江陵以北地，以拒魏兵，号为北海。赤乌十三年，魏将王昶向江陵，引竹戆为桥，渡水来侵，朱绩因退入江陵。孙皓时，陆抗以江陵之北道路平易，敕江陵督张咸作大堰遏水，渐渍平土，以绝寇叛。凤凰元年，羊祜以西陵降附，自襄阳引兵向江陵，欲因所遏水以船运粮，扬声将破堰以通步军。抗闻之，使咸急破之。祜至当阳，闻堰败，乃改船以车运，大费功力。《读史方舆纪要》卷78湖广四
再引同卷，荆州府（江陵）北至襄阳府为470里，清每量地尺为34.5厘米；三国每尺为24.2厘米，也就是三国时代约为670里。再根据历代名将、兵书的总结，军队的普通行军速度为每天三十里（注39），这代表二十天左右就能从襄阳直抵江陵。正如前述襄阳至江陵之间基本已成无人的真空地带，魏军历次战争中也很轻易直抵江陵城下，因此陆抗鉴于孙皓时吴的国力，引水造北海是对的，名将羊祜也花了不少时间才能渡湖，但魏是次围江陵，北海还没出现，只有沮、漳水在江陵城北。浮桥就这样顺理成章的出现，也成为日后导致魏军退兵的主因之一。
曹丕身在宛城“为其势援”，夏侯尚等连屯围江陵，孙权便于黄初三年十二月遣孙盛率万人立围坞于江陵中洲，以为犄角之势。江陵中洲，又名百里洲，顾名思义方圆百里，在江陵西南长江中。这岛能耕种，日后还能成为枝江县县治可见一斑（注40），确实可以作为久屯之地，对魏军的威胁不可谓不大。
所以明年正月，曹真遣张郃进攻，破孙盛后张郃据州上围守，把朱然进一步孤立起来。孙权马上令在**的诸葛瑾等人救援，他们与夏侯尚军对江相隔，诸葛瑾渡入江中渚（即江陵中洲），而分水军于江中。夏侯尚于晚上让部分士兵乘油船，将步骑万余人于下流潜渡，夜袭诸葛瑾诸军，夹江烧其舟船，水陆并攻成功击破之。**的援军也被成功隔断。这战显示出诸葛瑾“性弘缓”，让他“推道理，任计画”倒是可以的，但战场讯息万变，他根本“无应卒倚伏之术”，所以迟迟也无法解围（注41）。
另一方面，江夏太守文聘也成功断绝沔口（即夏口北岸）以东的吴军增援，“止石梵（当在今湖北天门东南，汉水北），自当一队，御贼有功”。参考建安十三年孙权讨黄祖的战例，《董袭传》云：“祖横两蒙冲挟守沔口，以栟闾大绁系石为碇，上有千人，以弩交射，飞矢雨下，军不得前。”汉水只需少量水军就可以担任阻隔的任务。孙权在二月老远从彭蠡水（今鄱阳湖一带）（注42）而千里迢迢“城江夏山”（即黄鹄山，今蛇山，与夏口对望），原因应该就是江陵形势告急，那应该会遣援军，何况孙权也断不可能容许魏军继续在自己的眼皮底下，屯于“己之心喉”（注43）的夏口，所以《文聘传》这条记录当是事实。考《吴书》诸将没有吴将成功突破文聘的防线，当然，孙权也可能认为在南郡附近的吴军已有力解围而不增军，但文聘应该至少打败了在他南面的吴江夏太守孙奂。孙奂于建安二十四年后就接替其兄孙皎的江夏太守一职，直至死后由其子孙承“代统兵，领郡”，可见他是一直任江夏太守一职。孙权于曹丕死后率五万围文聘于石阳，《孙奂传》也有提及其出兵助战一事；文聘杀至江夏境内的沔口孙奂也不反击，执行不抵抗政策吗？
江陵形势告急，就算孙权不让他领部曲赶至江陵救援，助战也是不可能不发生的。因此孙权筑城于江夏山时不论是亲征还是遣将击文聘，是否此时才遣将往江陵增援，孙奂这江夏太守根本不可能没战事，但其本传只字没有提及黄初三、四年的事，故原因之有一个：战败，所以本传不写。
另外，老将韩当在江陵之役时“保东南。在外为帅，厉将士同心固守，又敬望督司，奉遵法令”，为孙权所善。他的保东南按字面是解作江陵东南，但文聘军既止石梵、屯沔口，解围之援军未必只有沔口以东的吴军，也可能来自南郡附近的吴军，韩当也正正是有此可能。
现在科技发达，还能用卫星作定位，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两地皆不是江陵的东南方向，但直到清代，中国的地图还谈不上完全的精确，参照一下清人江士铎所绘的《水经图注》就会明白，古人在绘太长的河流时只能是随便的画，若河流本从东南方向流，慢慢转弯绕向东北方，古人也未必定能知道。夏水穿越云梦大泽后与汉水汇合，然后就是流向沔口，夏水正正是在江陵之东南；西汉时期在江陵东方也有扬（阳）水，此水正好向东流，也与汉水相通。虽然杜预日后才再次疏通扬水，扬水与汉水的汇合点就是扬口（今天门县以南），但至少三国时期，也已经有零星的流域。
长江以南的油江口是诸葛瑾的守卫区，所以在江陵东南的夏水、扬水，应该就是韩当所保之“东南”了。当然，这仅仅是停留在推测当中，因为还找不到更有力的证据证明韩当与文聘交战。
回到主战场江陵，城中守兵很多都患了肿病，尚有战斗能力的只余下五千人。曹真等人筑起土山，开凿地道，建立楼橹逼近城墙，箭如雨下，将士们都惊恐失色，朱然晏然无惧意，激励士卒，趁敌军出现战术漏洞时攻破敌军两个军营。魏军围攻江陵有六个月的时间，还没有退军。江陵令姚泰率领军队守备北门，发现城外敌军众多，城中守兵少，谷物粮草将尽，趁机与敌军勾结，图谋作为内应。准备要发事的时候，奸计被发现，于是朱然按军法处斩了姚泰。孙资日后追述曹丕的评语：“江陵被围历月，权裁以千数百兵住东门，而其土地无崩解者。是有法禁，上下相奉持之明验也（注28）。”
魏军退兵的转捩点发生在黄初四年三月，当时江水（即今天的长江）浅狭，夏侯尚分前部三万人作浮桥渡百里洲上，欲乘船将步骑入渚中安屯（正如前述百里洲能耕种，确可为久屯之地），结果魏军日渡不绝、南北往来，很多人多以为江陵必可拔。可惜吴军的潘璋鉴于魏军势盛，而江水又浅暂不交战，领军到魏军的上流五十里，因为他已看出胜负的关键：“伐苇数百万束，缚作大筏，欲顺流放火烧败浮桥”。
正当上万魏军也许改姓孙之际，幸好魏军也有人看出这祸害，这人就是董昭了。他上疏曹丕说：“武皇帝智勇过人，用兵却很谨慎，从不敢像今天这样轻视敌人。打仗时进兵容易退兵难，这是最平常的道理。平原地带没有险阻，退兵都困难，即使要深入进军，还要考虑撤退的便利。军队前进与后退，不能只按自己的意图行事。如今在中洲驻扎军队，是最深入的进军；在江上架设浮桥往来，是最危险的事；只有一条道路可以通行，是狭隘的道路。这三者，都是军事行动的大忌，而我们却正在做。如果敌人集中力量攻击浮桥，我军稍有疏漏，中洲的精税部队将不再属于魏，而为吴所有。臣对这件事非常忧虑，寝食不安，而谋划此事的人却很坦然，毫不担忧，真令人困惑不解！加之江水水位正在上升，一旦暴涨，我军将如何防御？就算无法破敌，因应保全自己，为什么在这样危险的情况下，不感到恐惧呢？事将危矣，希望陛下认真考虑！”
正如前述，曹丕至少还能看中出刘备于夷陵的问题所在，还不是军事白痴，醒悟后马上下诏令夏侯尚等人迅速退出百里洲。此时吴军已两面并进，魏军大队人马只从一条通道退却，挤在一起，一时很难退出，魏将石建、高迁仅得自免，最后勉强撤回北岸。潘璋本来已制好芦苇筏子，准备烧魏军的浮桥，恰巧夏侯尚率兵退回，未得实施，周瑜于赤壁的一幕无法让潘璋重演。十天过后，江水暴涨，曹丕便赞董昭预料得真准确。再加上此时又传来了大司马曹仁兵败濡须的消息，就以瘟疫为由，曹丕遂命令各军全线撤退。朱然在外无援，内有谋叛，地道、楼橹猛攻，加上瘟疫，有战斗力的己军不满五千员的情况下，也能死守江陵达六个月之长，由此名震魏国。
这战双方的总伤亡数字，史料交代得太少，很难像前两战那样分辩出谁是胜利的一方，假如没有董昭，或许是魏败北告终，这就不能不说夏侯尚与一众身在江陵的魏军，运气比攻濡须的曹仁军好了。
张郃破孙盛万人而杀敌的数字史书没有记录，唯一可以参考的数字只有《魏书》所引曹丕的《丙午诏》：“左将军张郃等舳舻直渡，击其南渚，贼赴水溺死者数千人。”相对于前述的洞浦和濡须，这次倒靠谱很多，因为其后吴军攻屯于百里洲的魏军，魏军仅能从浮桥退兵，挤在一起，魏将石建、高迁仅得自免；张郃破孙盛于此孤岛，战败而来不及登船，一万吴军中溺死者数千（应该也包括了战败的吴军），比较接近事实。但反过来说，驻于百里洲的夏侯尚军损折人数也许也有数千。
夏侯尚和文聘击破解围的吴军，到底杀伤了多少？不知道。正如围城的曹真和守城的朱然，各自的伤亡数字也是无法得知。卫觊当年认为关中诸将无争雄天下之志，只需加爵号、得其所志，宜为后图；不应遣张鲁今他们自忧而反。但这需时太长且内容较为空洞之议，不为曹操所纳，继续实行他的伐虢取虞之计（注44），关中之战就算是曹操胜了十万关中联军，但还是云死者万计（注45）。因为卫觊当初认为别出兵，所以本传就强调其负面结果，所以《贾诩传》所说的“后兴江陵之役，士卒多死”也是没有太大的参考价值，因为贾诩不赞成曹丕出兵。至于蒋钦之子蒋壹到底是在百里洲、夏侯尚绝诸葛瑾、还是曹真围江陵期间战死，史料不详故无法确定。
至于退兵之因，魏廷当年公报的官方答案是这样写的：“又为地道攻城，城中外雀鼠不得出入，此几上肉耳！而贼中疠气疾病，夹江涂地，恐相染污。昔周武伐殷，旋师孟津，汉祖征隗嚣，还军高平，皆知天时而度贼情也。且成汤解三面之网，天下归仁。今开江陵之围，以缓成死之禽。且休力役，罢省繇戍，畜养士民，咸使安息。”因为曹丕心肠好所以才放你一马......废话连篇，不是曹丕不想取江陵，只是取不了。
是否如《夏侯尚传》所讲的“会大疫”呢？合肥之战也是有大疫，但吴军退兵主因在《张辽传》已交代得很清楚，被张辽的冲阵弄至“吴人夺气”，士气低迷、破城无望才被迫放了曹操大军远在汉中无法救援这夺合肥的大好良机。
瘟疫确实会造成士兵战斗力下降，但也是双向的，魏军有此问题，吴军一样会有，病毒是无差别的侵袭人体。这又不是像以后英法百年战争中的黑死病这么厉害，可以迫使交战双方被迫停战，曹操更把赤壁之败说成：“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注46）。”所以瘟疫不是退兵主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