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冶和他的证人向警方陈述了当时的情况，说因为发生一些口角，谢蔓发疯一样地抓起水果刀伤人，陶冶手臂多处被划伤，在防卫时不小心刺中谢蔓腹部。
谢衍知道陶冶这人不简单，申请调查监控，神奇的是，陶冶办公室门口的一处监控被拆掉了。
陶冶说那台监控坏了，很久之前就拆了，而谢衍分明看见安装监控的位置和周围的墙壁有着很明显的色差，那显然不是“很久之前就拆掉了”的痕迹。
证据的消失让这个案子变得更加可疑，可警方不知道是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办案理念还是真的由多年的从业经验判断这就是一起普普通通的民事纠纷案件，建议陶冶和谢衍私下进行协商解决。
唯一能替人说公道话的执法部门竟然作出如此草率的评判，谢衍当时真的感觉天都要塌了。
一方有权有势，有人证物证还有伤口在身，一方是孤立无援只有一腔热血的小少年，满肚子的委屈无处诉说。
陶冶一口咬死谢蔓先动手，谢衍只得去找其他证据。
他翻出陶冶之前放在谢蔓包里的追踪器，还有一些聊天记录，想证明是陶冶先引诱谢蔓过去，可这些东西只有当事人清楚是怎么回事，并不能作为直接证据。
有个刚上任没多久的好心民警告诉他，这事儿可以直接上法院起诉试试看，不过证据不足，希望是很渺茫的。
谢衍像是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四处询问，最后一纸诉状将陶冶告上法庭，不过等待法院接受审理还需要一段时间。
谢蔓火化的日子离高考很近，谢衍坐在考场里，边哭边写，他整整三个晚上没合上眼，因为一闭上眼就是噩梦。
第二天下午的考试因为身体不适而昏厥在考场，最后的成绩可想而知。
爱情，亲情，前途，一样一样地被摧毁，而那个制造伤害的人竟然不用承担一点责任，这是谢衍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的事情。
他还是一个从未走出过象牙塔里的乖学生，相信公平正义，寄希望于法院的审判。
那么坏的一个人，怎么就人人相信他的话呢？
这费那费倒是交了不少，可法院的一审判决下来，却是寒了他的心，他也逐渐意识到这件事情大概不会按照他预想的那样进行下去了。
可他不甘心就这么算了，拿了之前买给谢蔓的录音笔去找为陶冶作证的那个人，想问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他甚至学着成年人溜须拍马的样子，去水果店买了好些水果才敢上门。
他至今记得，那男人叫张明生，家里有妻有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