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因为工作和学业繁忙，他并不沉迷游戏、经济水平不够，但眼光绝对够老辣。
能让他扼腕叹息的游戏，注定是能吸引到其他更没见过世面的人的。
顾骜微笑着转身问身后的杨自豪、鲁运达：“你们俩呢，试的过程中自己有好好玩过么？”
“都玩过了，年三十晚上都在玩呢。”杨自豪不好意思地说。
也幸亏如今国内没有游戏机，所以家长也不知道他们在搞啥，只当是浙大高材生的高科技科研任务。他们在家里鼓捣的时候，家长还给他们做宵夜，供养得明明白白。
最后测试了技术稳定性和游戏体验后，顾骜便拍板把这个东西丢到韩婷的汉乐电子去代工。
“风子，寒假最后几天，陪我去一趟特区，咱把代工厂的谈判搞定了。”
“这事儿为什么要我出头？那个韩总不是你原先的老师、跟你关系非常好么？”马风倒是有些奇怪。
他跟韩婷之间也是有过工作合作的，不过那都是去年四季度时候的事情了，当时韩婷是顾骜布局在曰本那边的棋子。
后来韩婷被调到特区的汉乐电子厂之后，马风就没跟韩婷打过交道了。
对于马风的疑惑，顾骜便语重心长的敲打：“风子，你可长点心吧，如今我还算是汉乐电子的大股东，以我的名义直接出面和韩婷谈代加工费用，那不是左手倒右手么？要是韩婷索取的代工费偏低了怎么办？
将来会不会被中信信托的持股方说成是‘关联交易’、占中资部分的便宜？咱又不可能公事公办用招投标的方式，再找两家电子厂来陪汉乐围标、自证清白。这种漏洞留多了迟早给人拉清单的机会。”
马风听得一愣一愣的，以他如今的阅历完全理解不了这种险恶。
80年在国内，谁听说过招投标和其他确保交易决策公开透明的手段呢。
而这个道理后世几乎小学生都能听懂：
因为汉乐电子被中信注资了60%，顾骜只占40%。
在前几款街机时，因为品牌和知识产权还完全在汉乐手上，这个矛盾并不凸显。
而顾骜自己另起炉灶后搞的新游戏“炸弹人”、“吃豆人”，如果假设总成本500美元、最终销售价1000美元。
这时代工费给100美元，顾骜最终所得就是100*0.4+400=440美元，中信所得是100*0.6=60美元。
代工费涨到200美元，顾骜所得就下跌到380美元，中信所得涨到120美元。
所以顾骜一定要避免落下“自己又当运动员又当裁判”的口实。
后世互联网公司的vie结构，就是典型的把运营方利润压低到0，然后所有营收毛利都作为“技术服务费”付给研发公司。
这里面一旦运营方有国资，是很容易“犯错误”的。（当然早期互联网公司并没有国资，vie架构在签署的时候也是得到所有股东一致承诺的）
马风花了好久，终于理解了顾骜的解说，也再次刷新了三观、提升了认知等级。
顾哥懂得真多啊。
“那只要我出面谈判，就够了么？就能彻底避嫌了？”他虚心地继续请教，以求稳妥。顺便也多学些知识。
顾骜耐心地解释：“这是最主要的，但还不够。要自证清白，最好的办法就是再留少量订单，继续给西湖电子厂做——西湖电子厂与我们没有任何股权利益关系，完全是公事公办谈出来的代工费。这边合同签订、正式开工后，再去找韩老师，给韩老师一个更加略高一些的让利价格。
到时候就能证明‘这个价格国内其他电子厂也是有钱赚的，汉乐电子不接单别人也会接，所以不是我利用又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占便宜，我只是看重了汉乐电子厂产能大、规模能满足我的需求才选它’。”
说完之后，他还告诫马风：以后他不在的时候，任何供应链管理的合同，都要按这个原则去谈，至少确保两家准入供应商，并且都留下成交记录，千万不能省事儿。
到82年整肃经济活动、挖掘那些偷占国家利益的投机倒把分子坐牢时，多少一单式买卖的人都被逮进去了。
顾骜的安全措施，完全是必要的。
“跟着顾哥真是每天都有收获，又学了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