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骜听得非常认真，比他国内在那个注水的硕士阶段课题组时还认真。
博士生在第一个年级时，同样是要上课的。尤其是文科类专业的博士，因为没有实验室内容可供你打杂。
而且有些课，甚至是跟硕士生一起上——没读过博的看官千万别觉得诧异。
上课时的场景大致是这样的：
教授先讲一下，但并不是讲多具体的内容，一般拿篇教授本人的综述过来，说说这个研究领域的前沿现状。
如果教授不够牛逼，江湖地位不够资格写影响因子很高的综述，那就只能拿其他教授的综述了。但这话的时候，略有一两分嘲讽意味。
四个有汇报义务的博士生里，只有顾骜是这学期刚来的。
（注：帕特里克.罗素和莎拉.桑德伯格理论上都算“博二”年级。但是如前所述，美国不定基辛格宁可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到时候就由着买可否冷跟李根瞎折腾好了。
他本来就已经离任四年了，又没有辅佐李根的义务。
只不过，看在李根是时隔四年后，代表供核档重新入主白宫。基辛格作为一个供核档的元老，基于“供核档人，同气连枝”之心，想帮衬一下，免得闹出出格的举动，丢了美国政府的威望。
（历史上李根确实也办砸了，如今的交易，到86年彻底被曝光，形成“伊朗门”事件，差点儿跟水门事件一样严重到弹劾总统。）
但基辛格做这一切的首要前提，都是保护自己不要暴露，也就是把尺度控制在“利人不损己”。
会连累他人的猪队友，基辛格是绝对不碰的。
基于这种推演，顾骜忍不住想：“那如果我演砸了，会怎么样？要是我的学术水平，看上去完全跟不上其他同学，是不是就能甩锅了呢？”
但他仅仅想了几分钟，就发现不能这么干，很危险。
他至少要表现出，跟他在国内时相仿的实力——也就是跟他在《外交评论》上发表过的那些成果，一样的功力和深度。
因为无论是突然变强，还是突然变弱，都是容易招致别人怀疑和深挖的。就算一时之间人家没多想，将来调查“伊朗门”前因后果的fbi探员挖地三尺，总有人会联想的。
而自己一旦甩锅不任事，不一定就真的安全了——他能到美国，本来就处在风眼之中，临阵装傻要是穿帮，只会被当成“你已经猜到咱想干啥，但因为多疑怕被灭口而装弱”。
这相当于到别人入伙的地方偷窥了几眼，然后拒绝纳投名状，只会更加危险。
所以，最稳妥的，就是表现出自己的学术水平“一贯平稳”。
发表《外交评论》是展现出多强的学术实力，如今还要保持那么高水平，甚至略微进步一点点。
“可是，怎么进步呢？对美国的法律、政策，肯定不如对国内的了解啊。而且时间还那么紧迫，当初课题组的其他成员又不在身边，没人负责‘我提出假设、别人帮我解释’的文案梳理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