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之后，京城，外资委。
顾骜如期回到国内，并且办理了“结束停薪留职、恢复原职”的交接手续。
他的身份，也正式恢复到了外资委机科办的一名副处长、正处级待遇。
今后的一年，他将重操旧业，跟正处长老包（副厅级）一起，协助办公室主任完成“突破巴桶灰区封锁技术统筹窃取”的重大项目。
（因为yd官场，到时候这部分情节细节就不展开了。）
办完手续，回到自己办公室，包处长和另外几位同僚居然很客气地堵门等他。
“小顾同志，欢迎回来。”包处长边说边给他抛了一根雪茄。
顾骜：“包叔你太客气，都老熟人了，怎么跟我客气起来。”
包处长拍了拍他肩膀：“应该的，小顾你可是觉悟高呐，值得我们学习——跟基辛格教授读博，都还甘心回国。
知不知道，副主任批你出国的时候，可是做好了你滞留不归的思想准备的。毕竟牺牲一个人才，换取多一个建交国、换取乔治敦的华尔士外交学院由大陆学生读研，也值了。”
其他同僚也有附和的：“小顾，你不知道吧，去年开始，国家放出去留学的某些小同志呐。啧啧，国内的时候看着学习好、觉悟也高，看到了外面的声色犬马，就……唉。”
顾骜沉默了两秒，显然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
80年代，国内的不自信问题确实是非常需要正视。哪怕是外交系统内本身没问题，但周边人员出现不可描述情况也是难免的。
更别说留学生出去了就不想回来，太常见了。
毕竟哪怕你当个县长，说不定物质生活条件还不如美国一个普通工人呢，谁不想过好日子啊。（如果是底特律那种特殊畸形的情况，极个别工人一年70万美元，那省市领导都赶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