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骜假装想了想，抛出了一个他早就酝酿好的答案——当然，他的酝酿，是准备写进历史书的，并不是为徐记者今天的问题酝酿的，对方只是恰好撞到枪口上了，那就拿来用一用吧。
“我之所以不想再在仕途上发展，是因为我知道自己的局限性——我是因为身处一个特殊的时代变革节点，八年前机缘巧合、刚刚初二毕业、下乡了几个月就参加了第一届恢复的高考。
所以我事实上是跳过了别人的高中时代，十四五岁就上了大学，又赶上了做那些适合我发挥、能够出成绩的风云际会，八年来取得了那么大的成就。
我这个速度，在仕途上来说，算是坐火箭一样了，但我也很深刻的知道我的短板和认知缺陷。因为我一辈子都是在中国的发达地区生活学习和工作，这次来榆州治沙之前，我到过的最内地的城市，是徽省的省城庐州。
所以我对基层太不了解了，也不知道民间疾苦。我在做公务员的时候，离开岗位前已经是福厅级待遇了，后来到国企任职时，更是按照正厅级待遇配的企业，也就是做华兴通讯的一把手，虽然只做了短短几个月。
我觉得，我这样的履历、这样的级别，如果继续做官，也不可能看到底层和偏远地区的疾苦了。通俗地说，那就是脱离人民。
而以我的年龄，如果继续做官，未来又有可能升到一些我不敢想象的高度，我觉得让一个没有深入过群众的人担当这样的职责，风险有点大，所以我很有自知之明。在商界继续当一个爱国人士，既可以做贡献，又不至于因为脱离人民、不深入群众造成什么公器的损失。
就算我看走眼了，无非也就是自己生意上赔点钱嘛——做商人需要各式各样锐意进取的专才，而做官需要的是品性端方、性格稳重、眼界全面的人才，人尽其用才是最好的。”
顾骜侃侃而谈的时候，旁边已经聚集起了不少这次一起来视察工作、报道慈善的其他看客，有记者有摄影，也有地方有关部门的领导。
凭心而论，顾骜离开体制之前的级别，跟榆州地方上的市长也差不多是平级了（地级的市）。听了顾骜这番话之后，地方上的人无不肃然起敬。
这世上居然还有如此淡泊名利之人！他不继续做官，居然是因为时刻警惕自励、害怕自己没有基层经验、没有对国家的全面了解，骤然升职后决策失误给人民造成损失！
这番道理，在那些想做官想破脑袋的人那儿，就算真.想破脑袋也是想不到的。
“太伟大了，我觉得这段话完全有必要拍进这次的纪录片里。”徐记者飞快地记录着，觉得有必要别开生面地到时候补几段镜头。
就算顾骜自己不肯对着镜头再说一遍，也可以处理成“采访他身边的人、合作过的人，对他的印象”，然后以第三人称转述出来。
关键是这番观点太新颖，此前国内任何一个下海的官员，都是说不出这样的话的。原先大伙儿听得最多的，无非就是觉得当官不赚钱、想要堂堂正正多赚钱，这才去经商。
当然，说不出来也不能怪别人，实在是其他人没有22岁就做到这个高度、22岁就“失去了接触基层的机会”。
其他人倒是想脱离群众，那也飞升不了啊。
与此同时，这次的纪录片和采访，在这样处理了一下之后，就又多了一个外行吃瓜群众都喜闻乐见的看点，那就是：
顾老板豪掷每年一千万美金的巨款、来大西北种树治沙，说不定除了慈善之外，还有一层次要目的，那就是为了“让他有机会接触人民、深入群众，看看中国贫穷困难的地方长啥样子”。
这个理由，绝对是非常戏剧性的，也会非常有传播爆点。绝对可以形成后来冯老炮儿的电影《甲方乙方》里，那个“天天龙虾象拔蚌都吃得我恶心了，不吃还不行，得罪人呐！所以我就想体会几天苦日子”的大老板一样喜感。
偏偏顾骜这不是故事，他这就是真人真事。
90年代不敢说，但估计80年代剩下这几年，一直到90年代初互联网出现之前，顾骜都会成为中国人心中，一想到“这个世界上最有钱最壕的人，不接地气的时候应该是啥样子”这个问题时，就会自然而然蹦出来的形象吧。
媒体也没让顾骜等多久，就在3月份，央视和《人人日报》的有关报导，乃至纪录短片的花絮剪辑，就已经纷纷登载播放出来了。
“知名海归爱国人士顾骜的辞官心路历程”。
“顾骜：每年千万美金善款、援建西北治沙始末。”
顾骜说过的话，开始被人当鸡汤传唱，他没说过的话，也开始出现冒牌鸡汤，假托他的名字传唱，就跟写不出作文的小学生捏造鲁迅先生语录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