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如果考虑到他的职业，按照后世的逻辑，这种人肯定是属于“我变秃了，也变强了”的业务好手吧——不要误会，他并不是码农，只是来自京城的有色金属研究院的研究员。
不过也就随口抱怨一句，然后一飞机的人就分流走出接机区，各自找交通工具离去。
王富要去秀州的桐县，看到机场出站口指示牌就有指示专线大巴，他便径直走了过去。
专线大巴是福建厦州生产的高端大客车，比国内如今的公交车和长途车都好，崭新地车型，看着就觉得舒坦，让人有一种莫名的信任感。
排队登车的时候，王富感觉到背后有人拍了他一把。
“小老弟，纯北方人吧？一看你就不适应南方天，别看这种日子天气预报里不算冷，那湿气是入骨的——飞机上我就注意你了，看你的样子，也是搞技术的，要去秀州找机会吧？一会儿坐一块儿啊。”
王富连忙回头看去，身后是个三十齣头年纪、同样理工男打扮的方脸胖子，王富稍一回忆，就记起在飞机上的时候就见过对方，只是当时大家并不知道对方来路，也就没有交谈。
王富之所以对对方颇有印象，还得拜那个方脸胖子在飞机上的行径所赐——当时空姐过来送餐，那胖子居然问了一句“我不吃糖果，能不能多拿一个鸡腿”，连隔着几排座的其他乘客都投去了异样而又羡慕试探的眼神。
相信当时空姐要是说可以的话，肯定大家都会要拿的吧，毕竟这个航班上供的餐质量不错，鸡腿是知名国际大牌肯德基的进口货，平时自己去前门大街买，一个鸡腿要三块钱，想想都眼馋。
想明白之后，王富也乐于跟对方攀谈：“幸会，我叫王富，市里有色金属研究院的，来钱塘是去汉乐电池看看，他们给了我们单位邀请函，老哥你是”
方脸胖子：“我叫王东，市电子管厂的，一个小科长啦，也是来打前站看看汉乐的显示器厂，这儿机会好不好，要是行的话，能安置一些富余的人员也好。
老弟你可能不知道，市电子管厂这些年可难呢，名义上跟松下合资了座彩管厂，结果我们什么话语权也没有，曰本人倒是赚了钱，但是他们不怎么分红啊，每年的盈余大部分都投入扩大再生产。
咱这儿却是人浮于事，万rén dà厂，一个月20几万块的物价补贴都发不出来，不给弟兄们找出路，什么时候是个头哦。”
看起来这个名叫王东的方脸胖子还是个话痨，或者也可能只是心里苦憋久了，在异乡遇到个情境相似、也算半个同行，就忍不住吐槽世道。
两人口中提到的“市电子管厂”、“市有色金属研究院”，自然都是站在京城老炮儿的话术立场上的。
外地人可能不知道这些厂子和院所的牛逼，但事实上这些曾经都是牛逼的重点单位。
就说王东供职的市电子管厂，也就是“京城电子管厂”，那是1953年，史泰林同志都还活着的时候，露西亚人援建的156重大工业项目之一，在中国绝对算是老资格了。
当时距离全世界第一台计算机、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埃尼阿克”诞生也才4年，电子管是计算机的唯一载体，所以京城电子管厂是按照“中国计算机工业的基础”来规划的，标准非常高，花了1亿零300万人民币的投资预算——别看钱不多，那可是1953年的1个多亿。
只不过，后来电子管、真空管早已被整合电路取代，计划经济了快40年，京城电子管厂也陷入了危机。原本想搞发挥电子管老本行的优势，做彩电显像管，可是跟曰本松下合资之后，中方完全没有话语权。历史上要不是几年后改制成了boe{京东方}，这个厂子说不定就要彻底跨了。
至于“京城有色金属研究院”，那也是了不得的材料学领域大牛单位，国内最好的金属盐蓄电池专家都在那儿。
只是时代变革，研发跟不上市场需求，脱节严重，所以日子难过。这位研究员王富，历史上也是几年后形势不行了，才从研究所离职下海，南下特区搞了个电池厂兼汽车厂，走民企的路子研发蓄电池。
若非那里颇有一些能力不凡的人，也不至于被顾骜盯上发邀请函。
搞科研的人多半不善言辞，当下王富也不愿意接王东的吐槽，只是岔开话题：“东哥，听你这口音，你是南方人？对这儿很熟？”
“我是鹜州东阳人，吴越本省的嘛，小时候跟着父母工作调动去的京城，一会儿你有什么不知道的，我照应你。”王东显得很是自来熟，管理官员跟研究员的处事差异很快就体现出来了，他还主动没话找话，
“对了，据我所知，秀州这边的新开发区几个项目，主要是找工厂化落地的人才，不怎么需要基础研发，你是研究员出身，电池厂那边怎么会找上的呢？那儿的科学家都是曰本人，产线工程师才都是咱中国人。”
王富：“这就不知道了，可能顾爷棋下得很大吧，走一步看三步。对了，你们的机票，还有考察差旅费，也是汉乐电子这边给赞助的吧？”
“那必须的，不然就你我这种单位，哪花得起这种闲钱让你出来考察。”王东理所当然地回答。同时他也觉得王富刚才说的话挺对，如果是顾骜做出来的事情，看多远都是不奇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