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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到抗战前夕上海米、麦、面粉、大豆价格
清末连续两年荒歉，米商乘机囤积，粮价上升。宣统三年九月十三日，上海光复。九月二十日，沪军都督通令米商平粜，并禁止大米出境。民国元年（1912年），米价稳定在上年的水平上。民国2年粮食丰收，以后6年，米价每石徘徊在6.42～7.40元之间。民国9年，黄河两岸遇旱，民国10年，长江流域涝灾，旱涝交困，这两年上海米价每石分别上升到9.61元和9.68元。民国11～14年，米价突破10元。民国15年苏浙旱灾，更因北洋军阀齐燮元和卢永祥、孙传芳和张宗昌先后在上海附近混战，导致米价扶摇直上。8月，曾高达每石17.85元。民国～17年逢丰收，米价分别降到14.77元和11.17元。民国年发生蝗灾，秋后米价回升。因受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影响，银价下跌，银本位的中国货币相应贬值。民国18年11月开始，每石粳米超过15元。民国19年4～5月，粮价继续上涨，最高达到24元，引起社会不安。由农业经济专家、粮商和有关当局推派代表共同组成“粮食委员会”，商议进口洋米，并决定5月初开始发售平价米。历时5个月，到9月底结束，共售米69032石，平均售价每石13.83元。秋后新米登市，米价趋向缓和。民国20年以后，资本主义国家为摆脱经济危机，实行倾销政策，上海粮食市场上洋米大量涌到，米价回落。民国21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日军侵犯淞沪，米市场一度停顿，但复市后米价又转为下跌，到年底米价跌至每石9元以下，到民国23年夏，最低价已不到8元。民国23年7月，苏浙遭大旱，内河干涸，航道不畅，粮食货源减少，每石粳米价回升到10元以上。民国24年上半年有4个月米价高达13元。11月，受灾的苏浙产区来沪采办粮食，粮价再度趋高。但不久洋米又涌到，价位下降。民国25年一度低于10元，民国26年恢复到11～12元。
从民国成立到抗战兴起，小麦价格稳而偏低。民国元年～13年间，小麦价格除民国4年每担为5.48元外，其余各年徘徊在3.81～5.14元之间，均低于宣统三年5.4元的水平。民国14～19年，上升到5.73～6.35元。民国20年第三季度，有进口苏联小麦，又向美国赊借棉麦款5000万美元，进口大量洋小麦。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影响上海的面粉销售，小麦供多求少，价格下落。到民国23年6月，每担新麦价跌到2.71元的低谷。7月以后受国际市场小麦价格上涨的影响，国内又遭干旱，使麦价回升。民国25年，麦价继续上涨，入冬，国际市场麦价暴涨，到民国26年小麦价格回升到每担6.07元。
面粉价格走势与小麦相应。民国元年～13年，每包（25公斤）价格都在2～3元之间。民国14～19年，上升到3.15～3.37元。民国12～24年，面粉价又回落到2.24～2.77元。民国23年5月，曾跌至2元。民国25～26年，国际市场面粉价上升，分别上升到3.37～4.07元。
大豆价格。民国14～18年相对稳定。批发价每担维持在5～6元之间。民国19年一度超过6元。10月转为下降。民国22年8月起进入3.5～4.5元的低谷。民国24年11月，回升到5元以上。民国25年6月，伪满洲国与德国签订年供50万担大豆的协定，影响上海的大豆货源，价格转为上升。到抗战前夕，大豆批发价达到每担6.5元。
玉米价格。民国14年到抗战发生的12年间，除民国18年10月到民国19年11月外，其余各年批发价未曾超过每担4元。民国23年4～5月，曾跌到2.50元以下。
近代沪产棉纱、棉布价格（1912～）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各国洋纱、洋布来华减少以及随后20年代的爱国抵制日货运动，使上海民族纺织工业趁隙发展。华商纺织业除华盛（后更名三新）、恒丰外，申新、永安等厂也陆续开办，染织业也开始发展，工商业获利均丰。民国8年（1919年），上海纱厂生产支纱每件成本149.55两，售价200两，盈利达50.45两。“九一八”事变后，日货倾销，纱布市场形势衰退，纱价下跌。民国20年，支人钟棉纱每件237.6元。民国24年，跌至170元。
民国10年，上海民族纺织工业同行组织华商纱厂联合会，筹建华商纱布交易所。交易标准品棉纱为支人钟商标（其他牌号保持规定的差价）；棉布为13磅飞艇商标、11磅圈三虎商标，行情每日刊报。
此时期两交易所同时并存，交易市价水平基本相同。当时上海纱布交易成交行情决定于：市场的供求量；棉花的国内、国际行情；日本大阪纱市的高低。据民国10年7月8日刊载的行情，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支纱云鹤标准7月期收盘价148.2两。华商纱布交易所：支人钟标准7月期收盘价148.2两；11磅棉布圈三虎标准7月期收盘价4.75两；13磅棉布飞艇标准7月期收盘价5.5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