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突厥人看来，杨佑就是个会玩弄阴谋的小白脸，虽然中原人玩弄阴谋的本事很强，但真正值得尊敬的是四王爷杨仕那样的猛将。
杨佑不过是一个用卑鄙手段杀死了杨仕的人，不足为惧。突厥人崇尚勇士，所以虽然杨仕是他们的敌人，但也因为勇武而被传颂。
至于杨佑，他们还从没听过这个新皇帝的名号。
杨佑当机立断，在朝堂上一力抗住了大臣们建议放弃都城前往更加安全的南方暂避祸乱的打算。
他在频繁降临的危机中看到了足以反击的那一个瞬间，“不顺势占领土地，而是放弃防守，带着军队全速南下，很明显，阿史那摩多不想扩大版图，他就是来抢劫的。兜圈子也好，绕过长城也好，都是为了到富庶的中原地区抢掠一把，不可能真的做什么。”
他们当然可以南逃避祸，等着杨遇春和王忠的大部会和击退突厥。
或许都不用他们到来，突厥人抢够了自己就会走。
一旦决定退让，那些不能迁徙的百姓将毫无保护地全部暴露在突厥的铁蹄之下，朔州因为守官失职，导致城门不攻自破，满城百姓被屠戮大半。
这是杨佑无法容忍的，身为君父，他必须要保护自己的百姓。
他想朝臣说清楚了理由，他不但不会走，反而要抓紧时间征兵抵抗，力求把突厥人的脚步延缓在朔州一带。
天子的大义很难让人拒绝，没人敢在这个关头说违背忠义的话，但说到征兵打仗，所有人都推诿不前。愿意去的人都只会纸上谈兵，稍微懂点军事的又瞻前顾后。
朝堂上吵了半天，就只一个崔珏要去，可崔家不愿担风险，他们本来就因为刺杀案被杨佑修理了一顿，一旦出征失利，家族就很有可能一落千丈。
杨佑冷冷地看着朝堂上的对话，没说什么，直接下令把说要南逃的官员都放到大殿前一人打十仗，只留下那些和他一起主张抵抗的年青官员。
然后他带着崔珏，调集了京畿道、晋州、商州的所有军队御驾亲征。
那一战，杨佑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于蒲州设伏，以三万对十万，重挫了阿史那摩多，又在夜间渡河偷袭朔州，火烧突厥营帐，斩杀突厥万余。
阿史那摩多见无法在杨佑手上讨到便宜，又已经抢了不少地方，特别是还抢了朔州这么肥硕的城池，裹着一应金银粮草急速退去。
直到多年以后，许多曾经跟随杨佑度过这一时期的老臣，也依然无法忘记年轻的皇帝坐在军帐中淡定地发号施令，退却蛮兵的英姿。也就是那一战，陆善见也终于意识到，杨佑身负的龙气，从来就不是天选的证明，而是他个人能力的表现。
无论何时，他一直在努力，并且相信自己的努力能够改变一切。
朔州大捷，征伐西夏的刘恒也取得了十分成功的战果，把西夏重新打成了齐国的附属国，刘恒也一跃成为齐国屈指可数的权将，虽然此战付出了惨烈的代价，但究其成果而言，仿佛也可以接受。
他们都以为朔州之战证明了杨佑确实可以以人力改变天命，一己之力也能挽回王朝的颓势，却不知在历史的潮流面前，人的力量始终太过渺小。他们眼中齐国命运的转折点，不过是坠入深渊前的最后光明罢了。
突厥外患还在虎视眈眈，内忧又冒了出来。
全国各地很早就有了各种各样闹事的人，这些人无非是聚集在一起抢劫，然后学汉高祖刘邦一样逃到山上躲避官府的追踪，最多也就是杀掉县令和县尉，然后等着被杨佑派来的正规军剿灭。
从广德三年开始，一切都有些不一样了。
先是北方的蝗灾、兵祸、突厥入侵。
然后是连年的大旱和黄河决堤，黄河沿岸河北河南山东诸地几十万人沦为难民。
灾荒之年，颗粒无，接着就是饥荒和瘟疫，没有粮食那就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