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部作为主管全国刑罚政令及审核刑名的机构，与都察院管稽察、大理寺掌重大案件的最后审理和复核，共为“三法司”。
在这个还没有兴“诏狱”的年头，刑部大牢实际上就承担着关押重犯以及政治犯的责任，其中既关押着恶性案件的死刑犯，也有曾经的王公大臣和曾经为大明朝服务的各级官员。除了以上这两类罪犯，还有一种特殊类别的罪犯也被关押其中，那就是身犯“忤逆”大罪的犯人。
忤逆，顾名思义是指冒犯、违抗之意和指不孝顺、叛逆之意。
自古封建王朝中有十恶一说，所谓十恶即是：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和内乱。大明律中将此列作重罪十条。
可见其中就有一条“不孝”，而“不孝”即指忤逆。
“忤逆”罪的实质就是要求对统治阶级“忠诚”，子女对父母不孝顺，对一个家庭而言视为不孝，对一个国家而言则是拷问一个人的忠诚度，因为不孝不忠之人必然在骨子里藏着谋反与叛乱之心。所以在刑罚的处罚仅次于谋反叛乱之罪。
为什么说不孝与忠诚是异曲同工呢，道理很简单，因为在尊奉儒术的封建王朝看来，如果一个人在家对父母不孝顺，对生我、养我的至亲尚有二心，为统治阶级服务又哪来的忠诚？家就是一个国家、社会的浓缩。
故此，在封建社会对不孝顺父母者，尤其对母亲有不孝行为的，父母可以到官府告子女“忤逆”，一旦罪名成立，子女会受到最严厉的刑罚惩处。
严厉到什么程度？杀头？秋后处斩？斩立决？
都不是，严厉到一旦县里出了忤逆大案，县官要撤职待参，甚至会获充军发配，而“忤逆”罪的极刑比凌迟还要残酷，乃是“剥皮揎草”、“磨骨扬灰”。
何谓“剥皮揎草”、“磨骨扬灰”？就是一旦判处“忤逆”罪极刑，就要将罪犯的头顶皮剥开，灌入水银，于是一张完整的人皮会剥落下来，然后将人皮塞满灯草，制作成个人样，送到邻县去游街，以教育民众千万要孝敬父母，罪犯死亡后要将骨头磨成粉，随风四散。
那难道只有南京城才出现了忤逆大罪吗？难道其他苏松常等其他地方就没有类似的案件吗？
有！不仅有，其实还不少。
要知道人是群居动物，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无论是父母与子女之间也好，长辈与晚辈之间也罢，说到底大家都是人，抬头不见低头见，难免会产生一定的冲突和口角。这类的情况不仅以前有，现在有，往后也会有，就是二十一世纪的社会也不少。
但绝大多数都是什么样一个场景？
举个例子，一家人坐在一起因为某件事产生的口角冲突，进而上升到谩骂，甚至动手推搡都是有可能的。大家都在气头上，而后老父母或是家中的其他长辈一气之下，抄起桌上的茶壶茶碗就往自己脑袋上砸，砸开了瓢，然后一怒之下到县大老爷那儿状告子女忤逆不孝。
对于这类的事件，一般的县大老爷是很头疼的。
古话说的好“六扇门朝南开，有理没钱别进来”，但涉及忤逆大罪，整个衙门口上上下下那是谁都捞不到好处，这种罪行不是什么花几个银子的事，老子告儿子，哪儿还有花钱托关系让那些衙役牢头多加照顾的道理？这捞不到好处还只是其一。
其二，因为一旦被定了忤逆大罪，县官大老爷自己说不定也得受到牵连，悬一悬就得撤职待参，甚至充军发配。可见这种案件着实不招人待见。
不过得实话实说，一般这类的案件如果在外地，其实到最后真正被定罪的数量那是极少的，说十不过一二并不夸张。
为什么？
理由也很简单，绝大多数父母到衙门口状告子女的案子，基本都是在气头上，都是长辈一气之下做出来的事，也都是意气用事。往往等他们过了一夜，甚至有些人在衙门大堂中“叨叨叨，叨叨叨”朝县官大老爷抱怨一通之后，还没等到县大老爷真的要拿了自己的亲身骨肉，将他们定肘收监时，就已经消了气。这点不难理解，毕竟是自己的骨血，天底下哪家的父母不心疼自家孩子，还能真那么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孩子挫骨扬灰？！
紧接着的自然就是再找到县大老爷那儿求情，替自家的孩子求情。
一般到了这时候，县大老爷虽说嘴上不能明说，但心里那是高兴的很。毕竟谁都不愿意去碰这些烫手山芋。
一来二去，在外各府县的大老爷们就生出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那就是如果一旦碰到父母作为本家来状告子女忤逆的案子，一般都先让师爷记录在案，而后让他们回去，约定好了三五天之后，若是他们还要继续状告，那再来报官。如果到时不来，就直接销案完结，不再追究。
这样一来，就给了双方冷静的时间，也有了缓冲的余地，县官大人们为了自己的位置和身上的这件官衣，有时还会乘这几天的间歇，派几个衙役上门如街道办事处的调解人员那样为双方做劝解。可想而知，有了这一系列的措施，最终真正被定罪忤逆的案子那真可谓是少之又少。
不过以上这些做法都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在外各府县，南京城可不包括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