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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陆远图什么呢？他又不信教，这个平时一毛不拔，出趟门没捡到便宜就算吃亏的铁公鸡为什么这一次既送土地又借钱？总不会真被法比奇奥尼的精神给感动到了吧？
呵呵，不可能！
陆远依旧是个铁公鸡，要说感动嘛，嘴上说说就行了，真让他因为感动而从自己的小金库里掏银子出来那是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的！
陆远这么做，有自己的打算。
首先，从最直接的一点看，这笔银子数额不大，就算给他十亩土地，帮他造一座教堂，撑死了也就一千多两银子的事。对于普通的百姓来说一千多两是笔巨款，但对于陆远等人来说，确实就是一笔小数目，而且在名义上，其中的百分之九十，还是暂时租借的。
其次，土地看上去是许诺个他了，但至于给他哪里的土地，那是自己说了算的。建教堂，也能一定程度上发展当地的经济，活跃一下市场，多少也算是能起到一定的正面作用。
不过以上这些都不是最关键的，陆远最看重的，是借着这个机会开展东西方的交流，搜集欧洲的情报，了解本时代欧洲那边的动态和现状，为以后打基础。
同时还能吸引欧洲各方面的人才，将文艺复兴早期涌现出来的人才吸引到远东来，连带着开通商路，只要商路一开，银子、各种的宝贝和李灵珊最喜欢的波斯地毯，那都是“哗哗”的来。
另外，让克莱蒙萨.德.法比奇奥尼在远东帝国传教，还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其他宗教的迅猛发展，特别是以佛教、道教为首的本土宗教和伊斯兰教等外来宗教，更能从侧面遏制儒家学说的死灰复燃。要知道在基督教的教义中也有一种变相的“但做好事，莫问前程”的意思在，这同样能提高信徒的个人修养，逐渐影响公民们的个人素质，对于自己的统治也并不是完全相违背。
归根结底还是一句话，不能只允许佛道州官放火，而不允许基督百姓点灯。远东帝国不允许出现一个人数占比过高的信仰团体，要对其进行分流，基督教作为一种传播力极强的良性宗教，在经济以及教务都能够被帝国管控的前提下，是能发挥它的作用的。
只要自己的皇权地位不动摇，科技文化水平和全民的教育接受程度逐渐提高，宗教么，掀不起什么大浪来。至于那个颐指气使的罗马教廷，大不了不鸟他就是了。
这个可不是陆远独创的，当年康熙就干过这个事。
在中国天主教历史上，康熙是一位与天主教关系密切的皇帝。在康熙时期，天主教得到了很大发展。康熙对天主教所作的支持第一件事就是为“汤若望历狱”平反。
1661年2月5日(距今356年)夜，顺治皇帝去世了，年仅7岁的皇子爱新觉罗玄烨继位，即清圣祖康熙帝。顺治生前十分尊重传教士汤若望，任命他担任钦天监“监正”，主持修订历法。顺治去世后，在守旧的辅政大臣鳌拜等人的支持下，杨光先上书参劾汤若望，虽然在顺治母亲孝庄太后的保护下，汤若望等教士被赦免，但是鳌拜仍以杨光先代替了汤若望钦天监监正的职务，各地的传教事业也受到挫折。
1668年，14岁的康熙帝临朝亲政。
由于两宫皇太后屡次向他称颂汤若望的西洋历法，并说明汤若望之受迫害纯属受人诬陷，康熙决定亲自查明此事，为汤若望平反。康熙下令革除杨光先的职务，任命南怀仁为钦天监监正，并命令从各地被驱逐到广州的25位传教士各自返回本堂，公开传教。康熙此举使处于危难中的天主教传教事业得以复苏并有所发展。
但接下来，那个罗马教廷的教皇大人就开始犯浑了。
1704年，教皇命圣职部打出“禁约”七条，明令禁止中国教徒尊孔祭祖。甚至还派出特使多罗携带“禁约”去跟康熙谈判，要求康熙根据“禁约”颁布法令。由于罗马教廷支持反对中国礼仪的派别，实行过于僵硬的禁令，康熙认为天朝的尊严受到西方教士的侮辱，中华民族固有思想基础受到天主教教义的严重挑战，他不得不重提禁教之事。
康熙在教廷禁约上批示道：览此条约，只可说得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况西洋人等无一人通汉书者，说言设论，令人可哭者多。今见来臣条约，竟是和尚道士异端小教相同。彼之乱言者，莫过如此。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
康熙当下就拒绝了多罗的要求，并将其赶出京城、交给澳门总督看管，最终多罗死在了澳门狱中。
其实康熙对天主教一直是有好感的。在之后的1707年，康熙南巡时对苏州的九名传教士说道：“奉旨谕众西洋人，自尽以后，若不遵守利玛窦的规矩，断不准在中国住，必逐回去。”
利玛窦什么规矩？他根据当时当地的情况作了许多妥协和改变，简而言之，容许信徒拜天、拜祖宗、拜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