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国家地亩四百五十万顷，丁农两税收入为五千万贯，商税三千万贯，其余四千万贯是朝廷和皇室专营酒曲盐茶铜铁等收益。
在此之前，这些收入全部算作国家财政收入，其中两税还多是粮食、马料、丝麻等折算而成。
支出方面，由于四冗之故，加上连年的战争、灾荒、朝廷臃肿，黄河泛滥，一亿两千万贯根本留不住，最好的年成盈余七百万贯，而其后一般都会跟上两三年的赤字，让国库越来越空。
到了元祐元年，情势大为好转，国家地亩增加到了八百五十万顷。
但是丁农二税并没有翻番，这是因为南海、宁夏等地的农业优惠政策，以及给以前的青苗、市易、常平诸法买单，该免的尽数罢免，所以两税只增加到了七千五百万贯。
但是商税却获得了可喜的增长，除了各地工商大兴，海贸大兴外，还有四通商号这个庞然大物的拆解，让宗室产业也纳入到了朝廷征税的对象当中。
大宋到今天，光商税就高达一亿贯，远远超过了农税，丁税，成为大宋第一大税种。
其中几处市舶司的贡献就高达六千万贯之巨，外贸出口行业，又成了商税里边的大宗。
除去这些，其实还有皇室产业资产的盈利，这部分收益也非常可观。
如果按照以往的计算方法，将这些也纳入国家收入的话，妥妥突破两亿贯。
不过李常给皇家留了面子，只将谁都瞒不住的那部分，就是朝廷和内库平分的东胜洲收益纳入统计，做成一千五百万贯。
因此总算起来，国家收入如今已经到了一亿九千万贯之巨。
不过支出方面却并没有什么结余，根据苏油的安排，赵宋家天下，内库的收入虽然不纳入国家统计，但是苏油从高滔滔那里要来了一条保证，就是内库必须常年保持六千万贯的国家风险拨备，在国家需要的时候，作为应急基金。
这六千万贯算是给国家经济保底之用，平时坚决不能动，剩下的的才能作为皇家产业的投资资金。
同样的，户部也必须常年保证四千万贯的“库底”，作为应急之需，其余的量入为出，略有盈余就好。
财政是一个流通循环的过程，全压在家里只能长霉，毫无用处。
而这两个底库如今早就满了，这还没算作为战争拨备的封桩库、元丰库。
所以这一亿九千万贯，基本也留不下，但是用处却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新军是一头吞金的猛兽，大宋的军人，在熙宁年间，将乱七八糟的厢军、州军、义勇、乡弓手、巡检、盐丁库丁蛮夷蕃军等都算上，高达两百万之多。
现在这些乱七八糟的“军队”基本都被裁撤完毕，变成了生产力量，大宋只保留了新旧两种职业军队，人数减少了到了四十万。
不过军费依旧高达五千万贯，其中新军装备马匹就花了一千万贯，剩下的还有造船造枪炮，以及新旧军俸禄。
这里也能看出两军待遇的差别。
剩下的支出里边，有一千万贯的官吏俸禄，一千万贯的宗室补贴，以及三百万贯新增的折冲府的警察薪俸。
剩下的一亿一千万贯，朝廷要拿去维护各地官府，修路、防河、开水利、筑城、建学校、弥补仓库损耗、维护漕运、救灾、赈济、开矿、通海、赏赐蕃夷等诸多方面。
这里边很多方面都是有良性产出效应的，财政支出结构已经发生了彻底改变。
虽然同样是支出，但是元祐年的国家财政支出，和熙宁年的国家财政支出，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而且在收入实物构成方面也出现了极大的调优，大宋解决了钱荒之弊后，这些收入除了粮食部分保持不变，更多的以货币形式体现，也是这次统计预算的亮点。
有了充足的货币流通供应，“丁银入地”这项政策才能有根基和土壤，否则就会如在明朝那般，沦为害民之政。
现在已经有了可行的曙光。
这还只是金字塔的最上层，民间财富从元丰改制后开始积累，远远大于这个账面数目。
皇宋银行财务报告显示，如今大宋流通的宝钞，已经高达五亿贯，舶来钱高达一亿贯。
赵颢在经济学院提出了一个设想，就是铜本位应当淘汰，将库铜用于国家建设，转而收纳金银，以金银本位代替铜本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