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这么说有些模糊，我们拿伯行兄方才所说的福建船政局来分析。如今福建船政局生产的千吨运船造价为十六万两白银，而我们到欧洲购买同样的一艘运船，价格只有一半，甚至更低！其原因何在？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我们的工业不成体系！福建船政局建造船只时，大部分零部件自己不能制造，需要从国外进口！这就是我们的工业不成体系所造成的结果，这种结果使得那些工厂变成了一些简单的加工、组装车间。”
听完袁世凯的一番高论，毕德路师生二人都沉思不语，半晌后毕德路才说道：“世凯，不可否认你分析得很精辟，不过我们就算按照正确的思路来建设我大清的工业体系，也无法在二十年内取得美国的成就。以美国的经验来看，工业的高速发展是一系列的技术创新带来的结果，如今我们大清十分缺乏这样的技术，因此派出留学生学习国外先进技术是必须的。”
袁世凯清清嗓子道：“没错，技术的创新在美国的工业发展过程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但是如今我大清的留学生只能依葫芦画瓢的学习，却完全无法担负起为我大清进行技术革新的任务。”
李经方虽然对洋务热衷，毕竟见识上差袁世凯一大截，当即问道：“这是为何？”
袁世凯答道：“所谓技术创新无非就是在前人的基础之上改进、改良原有的技术，或者进行工业发明。创新者从旧到新，发明者从无到有，但是在工业社会里两者却已经混为一体。如今的工业发明，涉及行业之广、人员之多已经超越了我们的想象。常常将几个领域或者行业的新技术相结合就是一个新的发明，只不过发明的实用性就取决于这种结合的完美程度。打个比方——洋炮的发明！其涉及的冶炼、化工（火药）、捶铁（部件制造）等等技术在洋炮出现以前就已经具备，而洋炮的发明不过就是把几种技术结合在一起，然后以有形的‘产品’作为载体出现罢了。自我大清开展洋务以来，一直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口号。从这口号中便可看出其中差距，工业技术方面本应以‘师之’为辅，自成体系为主。派出留学生学习国外先进的技术不难，但是国内从事技术创新必须具备几个条件都没有，也就决定了他们只能学习，而无创新！”
毕德路问道：“你所说的是哪几个条件？”
袁世凯答道：“第一个便是刚才所说的基础工业，这是技术创新后投入实用的必要条件。没有实用的机会，再天才的科学家都无法对自己的创新构想进行试验，更谈不上改进！其次便是良好的学术氛围与国家支持！这一点也是我所说的发展观念，是如今大清发展洋务最需要的一个条件。
如今英、美等国已经步入工业化社会，说白了就是大部分人口已经集中在城市，从事工业生产。而我中华数千年来一直停留在农业社会，全国大部分人口还以在田地里刨食为生，因此养成了重农轻工的传统观念，所以在大清发展洋务难，也就难在这国人的思想之上。
先说我大清的人才选拔制度，中国千年来都是以文为主，学生们学的都是子曰诗云，对近代物理、数学等科学丝毫不涉及。要实现工业化就必须拥有工业化的人才，要拥有这种人才就必须改革教育制度，增加物理、数学等近代科学的基础学科。这样的改革，前任船政大臣沈葆桢大人就曾经尝试过，可这一改革要求重新确立官员应有的基础品质，为文人通过科举攫取官位增加了难度，因此遭到朝中大多数官员的反对，最后不了了之。这样的教育与科举制度之下，我大清学子为了前途，还有谁愿意投身技术的学习？这样的学术氛围又如何能够兴起技术革新之风？不说洋务，就连如今的外交官也被官场中人视为畏途。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大人，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以立富强之基”，却遭到国内各方指责，‘正人君子’们辄以‘卖国’相讥。他回乡探亲的时候，乡人见了也骂他洋奴、洋鬼子。这样的思想模式有让何人敢再谈投身洋务？
早在我大清开始兴办洋务之初，就有些夫子们高唱：‘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而朝中不少大臣也主张‘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抵御外侮’，可见我大清如今洋务之难，这些干扰从根本上制约了我大清的洋务发展。”
听了袁世凯这番话，毕德路与李经方面露惊愕，而且用一种异样的眼光打量着袁世凯——他这一番话如果传到外面，那可是要杀头的罪过！可袁世凯气定神闲的端起茶杯，轻轻的品了一口茶，然后问道：“不知毕大人对世凯这番陋见可否满意？”
(汗～裸奔学的是文科，而且工作七八年也都在机关里混。这章书裸奔写了一天，不知道其中观点对不对，如果不对大家多多指正。呵呵，如果要骂的话，就骂得委婉些，裸奔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