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宁不是很喜欢湘军，曾国藩跟他的弟弟曾国荃都被冠以“曾剃头”的大号，湘军杀人如麻，烧杀成性，给这帮带着复仇心态的团练去攻下天京，还不知道要死多少无辜的百姓。洋人有三好，效率高，明码标价，军纪严明，洗劫圆明园都被长官约束了，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唐宁主要想雇佣英军，反正大老远也来了，顺手把太平军灭了吧，洪杨也闹得太久，民生凋敝，越早平定越好。法军就算了，军纪差点，老是想洗劫一番。匡源与洋人谈合作，又找回了一点做钦差大臣的感觉，不过，现在话事的已经不是当年那个自以为是的咸丰帝了，匡源直接向唐宁汇报工作成果，心中泛起古怪的感觉。额尔金向巴麦尊汇报，大清越来越靠谱了，居然请求军事合作，要不要帮一帮他们要不太平军打到上海也影响咱们做生意。巴麦尊也是一样的想法，授权额尔金全权代表英国政fu谈剿匪。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匡源以500万两的代价为大清争取到了英军的军事合同，唐宁表示认可，允许大功臣匡源把自己的如夫人接到热河来团圆，其它大臣纷纷表示羡慕嫉妒。军事合作不仅可以剿匪，还可以化解大清与大英的仇恨，虽说攘夷是政治正确的，可是洋人入侵以来基本上不扰民，有些大胆的百姓甚至拿着鸡蛋、蔬菜去跟洋人做买卖。真正让百姓感到民生困顿的还不是洋人来搞破坏，而是粤匪作乱导致物价飞涨、流民遍野。大清的正规军跟匪也差不多，所到之粤匪退去，那些剿匪的大兵头也有可能退去，这才是百姓之福啊。北京条约签好之后，两千名东印度公司的士兵退出联军，留在圆明园保护园子恭亲王带人来清点银库，基本还在，少掉的银子很难说是被联军士兵摸走了还是被看守的太监顺手牵羊了。这洋人还真是讲信义啊，几乎是入宝山而空手归。经此一事，恭亲王对洋人好感大增。对于圆明园拍卖之事，他也是认为没人敢买，只是个没用的承诺。至于这两千东印度公司的士兵，恭亲王认为他们迟早是要妥妥撤走的。僧格林沁这个时候悄悄找恭亲王说，要不要趁洋人兵少再偷袭一下以泄我大清心头之恨然后这个蒙古亲王被恭亲王破口大骂，骂他又要破坏友好团结的局面。蒙古亲王上书咸丰帝未果，怏怏不乐地告老还乡，回科尔沁享福去了。僧格林沁原本是世袭郡王，在击败太平军的北伐军之后受封为博多勒噶台亲王，世袭罔替。历史上的他会在数年之后受命剿捻匪的战役中不幸中埋伏被杀，现在他与朝廷不欢而散，反而得以颐养天年。我们不要忘了调停有功的俄国人，俄国驻北京公使伊格那提耶夫到皇宫见恭亲王，表示该谈谈我们中俄之间的大事了。俄方要求中方承认1858年的瑷珲条约的有效性，该条约已达成，但未被皇帝批准。如果确认，则令中国完全失去对黑龙江以北约6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而乌苏里江以东40万平方公里土地在该条约中属于中俄共管，现在俄公使不仅要确认瑷珲条约，还要求中俄共管区划给俄国人，这里就包含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城市海参崴，对大清可有可无，可是对俄国人来说，这是唯一的一个不冻港，尤其是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大败亏输之后，远东不冻港显得对俄国尤为重要。俄方的另一个有利条件就是，其实这100万平方公里全都在他们的实际控制之下，让你签是给你大清面子。第156章 财务全文字阅读恭亲王不敢擅自作主，奏请咸丰帝，得到指示，愿出钱以求和，但不要签领土割让，也不要表现得对领土太过看重，现在大清疲弱，能拖就拖海参崴对俄国人太重要了，俄公使打的好主意，先敲诈一大笔，然后再找机会签约，他们才不信大清的改革会成功，俄国本身就是个例子，农奴制改革这么久了，法律也明文规定了，还是很难执行下去这一次，大清要一次性支出2700万两额外费用，因太平天国占据了大清半壁江山，原本岁入4000万的朝廷一下子变成了2000万。2000万是个什么概念鸦片战争之前，大清养的60万大军就要耗费2000万，现在南有太平军，北有捻军，而朝廷的财力已经到了极限，根本就拿不出这2200万赔款500万剿匪合作款。唐宁召集大臣们商议，有什么办法增加赋税要没有的话，我可真的为圆明园安排买家了啊肃顺等大臣出了一大堆盘剥百姓的方案，全部被否决，一句话：“你们这么干，大清的江山还要不要了现在只有粤匪和捻匪，像你们这种搞法，很快就出别的匪了。”旗人就是朝廷养着专门用来打仗的，有点像日本旧时的武士，是职业军人，可是这帮废品根本没用，战斗力还不如自筹资金的团练，如湘军。照唐宁的想法，这些废物应该一分钱不给才对。除了肃顺这个狠人，别的大臣都强烈反对，真这么干的话，恐怕大清真的要亡国了，当然，某贼酋可能根本不在意这大清。这可不是唐宁的本意，大清固然是浑蛋一个，但是骤然间没了，中国更乱更惨，这就是为什么他要来管这份闲事，要挟天子以令诸侯。否则他现在应该更关注意大利的局势。掌控意大利对他来说更符合利益，也靠谱多了。欧洲人都知道他伦敦公爵大人，大清几乎没人知道他和他的价值，如果他以欧洲资本家的身份出现，恐怕大清这些家伙根本又找到攘夷的借口了。不管怎么样，唐宁让肃顺去制定一个计划，对旗人减奉一半能弄出多少银子来，全减是不是可能。不仅让被太上皇软禁的大臣想辙，也让北京的朝臣和各地督府想辙。此时，肃顺向唐宁推荐，一个叫郭松焘的人才可用。此人被肃顺推荐后被咸丰帝赏识，入直南书房，南书房是皇帝的私人秘书机构。咸丰帝就派他到天津前线随僧格林沁帮办防务。1859年初，郭嵩焘来到天津僧格林沁处。但僧格林沁这位蒙古王爷根本不把郭嵩焘这位南方书生放在眼中，对他非常冷淡。而郭嵩焘本就文人气十足，再加自己是皇上亲派，并且明确他与僧是“平行”，不是“随同效用”，所以也咽不下这口气，更不明白帮办按照潜规则应少管事1859年10月中旬，由于山东沿海贪污严重，咸丰帝命令他前往烟台等处海口查办隐匿侵吞贸易税收情况，而对他一直不满的僧格林沁却派心腹李湘棻作为会办随行。虽然郭嵩焘无“钦差”之名，但所到之地，大小官员都知道他是皇上亲派检查财务税收的大员，因此对他的接待格外隆重，并都备有厚礼。没想到郭嵩焘向来清廉方正，严于律己，规定“不住公馆，不受饮食”，更不受礼。他的随行人员因不能发财而大为不满，那些地方官也尴尬不满，因为他破坏了官场腐败已久的游戏规则。到山东沿海各县后，他认真查账，发现从县官到普通差役几乎人人贪污税款，贿赂公行，而且税外勒索严重惊人，超过正税四倍多。他立即采取种种有力措施整顿税务，堵塞漏洞，并设局抽取厘金。所谓“厘金”是清政fu在财政极端困难时为镇压太平天国专设的捐税，郭嵩焘想整顿、减少其他易为官员中饱私囊税、费，而通过新设厘局使税收真正为政fu所得。这些措施严重侵犯了当地大小官吏的利益，他们自然极为不满。而设局抽厘又增加了新的名目，因为在政治严重腐败的情况下，新任厘局绅董也一样贪婪。结果厘局刚成立不久，就发生了福山县商民怒捣厘局，打死新任绅董的骚乱。尽管如此，这次税务整顿还是大有成效，查整了一批贪官污吏，增加了政fu税收。但郭嵩焘万万没有想到，正当他自以为有功于朝廷的时候，突得朝廷以他在山东查办贸易不妥、交部议处的通知。原来，书生气十足的郭嵩焘根本没有想到，李湘棻一直在暗中监视自己的举动，并随时向僧格林沁汇报。而他对僧格林沁派来的这位“会办”竟毫无防范，郭嵩焘开设厘局后，李即向僧报告说如此大事竟未与他这个会办商议便独自决定。这个报告使原本就认为郭嵩焘目中无人的僧格林沁大为光火，认为不与自己派去的“会办”商议实际是未把自己放在眼中，便在12月底以郭未与会办李湘棻同办、未与山东巡抚文煜面商便派绅士设局抽厘以致民变为由，上奏要求弹劾郭嵩焘。以僧格林沁的地位之尊，他的意见当然深为朝廷所重。而且，迂气十足的郭嵩焘在处理山东沿海税务却与山东地方大员、山东巡抚文煜少有沟通协调，也使文煜大为不满，站在僧格氏一边反对他。1860年元月，郭嵩焘被迫离开山东返京，悲叹“虚费两月搜讨之功”，“忍苦耐劳，尽成一梦”。返京途中他备受冷遇，与来时一路的隆重迎送恰成鲜明对照，使他饱尝世态炎凉，领略到官场的势利。回京后，他受到“降二级调用”的处分，虽仍回南书房，但实际已是闲人，被冷落一旁。1860年4月，郭松焘强烈反对僧格林沁撤北塘备但意见不被听从，被冷落一旁的郭嵩焘怀着孤愤郁闷的心情以回籍就医为由黯然返乡。这位满怀爱国情怀的人才甚至曾力劝左棠堂、曾国藩等人出山办团练镇压太平天国，其实是大清极为重要的肱骨之臣，没有他劝动了曾左出山，恐怕粤匪已经可以跟僧格林沁进行总决战了，根本不用洋人打进北京大清就有亡国之危险。倒不是肃顺身在樊笼也想到了这个人才，而是郭松焘看过大清新闻报之后非常激动，跟曾国藩、李鸿章一样感觉皇帝“开窍了”，所以又有了致仕的想法，他才四十岁出头，浑身都是干劲呢。现在的湖南因为湘军的关系成了大清的战略要地，身在湖南的郭松焘与曾国藩等人是好友，可以利用唐宁在这个战略要地设立的中文电报机向肃顺发电报，这个时候，唐宁已经为肃顺等大臣开通了私人电报地址，并登在大清新闻上诏告天下。当然了，这些被软禁大臣的电报往来都是要被唐宁给他们安排的“助理”检查过的，免得他们打歪主意，破坏现在的安定团结局面。郭松焘回到北京之后就斗胆向咸丰帝提出了几乎触及皇帝底线的建议查办内务府的贪腐。内务府是皇上的私家财政部，职官多达3000人，还没算普通匠役、军丁和太监。这比掌管全国疆土、田亩、户籍、钱谷的事其实，谁都知道皇帝才是天下最贪腐之人，十全皇帝乾隆大帝造就了和绅这个攒了20亿两白银家资的古今第一贪，而和大人不过是乾隆大帝的一个奴才而已。由于乾隆大帝的十全享受，到了嘉庆、道光年间，两位皇帝都很节俭。乾隆驾崩时，他命人从新疆弄来的一块巨大的需要耗费大量人力才能运到京城的奇玉还在路上，嘉庆帝立即下旨负责这事儿的太监把它直接扔在路上不要了。和绅跌到，嘉庆吃饱。嘉庆帝也没饱多少年，和绅是内务府和户部的双料首长，经常性地把户部财产挪用到内务府，用贪腐的系统彻底地把内务府改造成了为官僚牟利的机构，皇帝只能查办高级官员，中级官员则是一个阶级，不可能找得出代表人物的一个阶层。这个阶层以太监为主。为了防止太监乱政，清朝专拣那些没有文化的低层平民入宫，这些人很快地融入贪腐系统，并且毫无廉耻之心地分享皇家的特权。清代有民谣说，“房新树小画不古，此人必是内务府”。说的是如果京城出现一暴发户，新盖豪宅，其内的树还没长大，墙上又挂着近人的画，那必定是内务府官吏。因为在内务府当差，是给皇家办事，来钱极快，要不了多久即可在寸土寸金的京城置办高宅大院。内务府经费大约有七大来源：垄断人参、貂皮买卖的收入；官商与皇商经商得回的盈利及本钱；放贷给盐商得回的利息及本钱；各处皇庄缴纳的租金与北京出租官房的收入；各榷关的盈余分成；犯罪官员抄家罚没的财产；官员秘密赎罪罚款。违法官员的罚没家产或罚款，不入国库，而是入皇帝的小金库。贪官的家产多为民脂民膏，这么做，等于变相地通过贪官这抽水泵，源源不断地将民脂民膏输送到皇家内库中去。这么一来，贪腐系统居然成了内务府的重要敛财手段，也是皇帝控制朝臣的手段，因为基本上无官不贪，哪个不听话，只要授意查办，基本上一逮一个正着。皇家的本质上就是鼓励贪腐的，上面是这样，下面的人当然会纷纷效仿。道光皇帝是个吝啬到要把一个铜板掰成两瓣的主，看到龙袍上有个窟窿都要补上。一天，道光皇帝发现绸裤的膝盖上破了个小洞，就不管怎么样，唐宁让肃顺去制定一个计划，对旗人减奉一半能弄出多少银子来，全减是不是可能。不仅让被太上皇软禁的大臣想辙，也让北京的朝臣和各地督府想辙。此时，肃顺向唐宁推荐，一个叫郭松焘的人才可用。此人被肃顺推荐后被咸丰帝赏识，入直南书房，南书房是皇帝的私人秘书机构。咸丰帝就派他到天津前线随僧格林沁帮办防务。1859年初，郭嵩焘来到天津僧格林沁处。但僧格林沁这位蒙古王爷根本不把郭嵩焘这位南方书生放在眼中，对他非常冷淡。而郭嵩焘本就文人气十足，再加自己是皇上亲派，并且明确他与僧是“平行”，不是“随同效用”，所以也咽不下这口气，更不明白帮办按照潜规则应少管事1859年10月中旬，由于山东沿海贪污严重，咸丰帝命令他前往烟台等处海口查办隐匿侵吞贸易税收情况，而对他一直不满的僧格林沁却派心腹李湘棻作为会办随行。虽然郭嵩焘无“钦差”之名，但所到之地，大小官员都知道他是皇上亲派检查财务税收的大员，因此对他的接待格外隆重，并都备有厚礼。没想到郭嵩焘向来清廉方正，严于律己，规定“不住公馆，不受饮食”，更不受礼。他的随行人员因不能发财而大为不满，那些地方官也尴尬不满，因为他破坏了官场腐败已久的游戏规则。到山东沿海各县后，他认真查账，发现从县官到普通差役几乎人人贪污税款，贿赂公行，而且税外勒索严重惊人，超过正税四倍多。他立即采取种种有力措施整顿税务，堵塞漏洞，并设局抽取厘金。所谓“厘金”是清政fu在财政极端困难时为镇压太平天国专设的捐税，郭嵩焘想整顿、减少其他易为官员中饱私囊税、费，而通过新设厘局使税收真正为政fu所得。这些措施严重侵犯了当地大小官吏的利益，他们自然极为不满。而设局抽厘又增加了新的名目，因为在政治严重腐败的情况下，新任厘局绅董也一样贪婪。结果厘局刚成立不久，就发生了福山县商民怒捣厘局，打死新任绅董的骚乱。尽管如此，这次税务整顿还是大有成效，查整了一批贪官污吏，增加了政fu税收。但郭嵩焘万万没有想到，正当他自以为有功于朝廷的时候，突得朝廷以他在山东查办贸易不妥、交部议处的通知。原来，书生气十足的郭嵩焘根本没有想到，李湘棻一直在暗中监视自己的举动，并随时向僧格林沁汇报。而他对僧格林沁派来的这位“会办”竟毫无防范，郭嵩焘开设厘局后，李即向僧报告说如此大事竟未与他这个会办商议便独自决定。这个报告使原本就认为郭嵩焘目中无人的僧格林沁大为光火，认为不与自己派去的“会办”商议实际是未把自己放在眼中，便在12月底以郭未与会办李湘棻同办、未与山东巡抚文煜面商便派绅士设局抽厘以致民变为由，上奏要求弹劾郭嵩焘。以僧格林沁的地位之尊，他的意见当然深为朝廷所重。而且，迂气十足的郭嵩焘在处理山东沿海税务却与山东地方大员、山东巡抚文煜少有沟通协调，也使文煜大为不满，站在僧格氏一边反对他。1860年元月，郭嵩焘被迫离开山东返京，悲叹“虚费两月搜讨之功”，“忍苦耐劳，尽成一梦”。返京途中他备受冷遇，与来时一路的隆重迎送恰成鲜明对照，使他饱尝世态炎凉，领略到官场的势利。回京后，他受到“降二级调用”的处分，虽仍回南书房，但实际已是闲人，被冷落一旁。1860年4月，郭松焘强烈反对僧格林沁撤北塘备但意见不被听从，被冷落一旁的郭嵩焘怀着孤愤郁闷的心情以回籍就医为由黯然返乡。这位满怀爱国情怀的人才甚至曾力劝左棠堂、曾国藩等人出山办团练镇压太平天国，其实是大清极为重要的肱骨之臣，没有他劝动了曾左出山，恐怕粤匪已经可以跟僧格林沁进行总决战了，根本不用洋人打进北京大清就有亡国之危险。倒不是肃顺身在樊笼也想到了这个人才，而是郭松焘看过大清新闻报之后非常激动，跟曾国藩、李鸿章一样感觉皇帝“开窍了”，所以又有了致仕的想法，他才四十岁出头，浑身都是干劲呢。现在的湖南因为湘军的关系成了大清的战略要地，身在湖南的郭松焘与曾国藩等人是好友，可以利用唐宁在这个战略要地设立的中文电报机向肃顺发电报，这个时候，唐宁已经为肃顺等大臣开通了私人电报地址，并登在大清新闻上诏告天下。当然了，这些被软禁大臣的电报往来都是要被唐宁给他们安排的“助理”检查过的，免得他们打歪主意，破坏现在的安定团结局面。郭松焘回到北京之后就斗胆向咸丰帝提出了几乎触及皇帝底线的建议查办内务府的贪腐。内务府是皇上的私家财政部，职官多达3000人，还没算普通匠役、军丁和太监。这比掌管全国疆土、田亩、户籍、钱谷的事其实，谁都知道皇帝才是天下最贪腐之人，十全皇帝乾隆大帝造就了和绅这个攒了20亿两白银家资的古今第一贪，而和大人不过是乾隆大帝的一个奴才而已。由于乾隆大帝的十全享受，到了嘉庆、道光年间，两位皇帝都很节俭。乾隆驾崩时，他命人从新疆弄来的一块巨大的需要耗费大量人力才能运到京城的奇玉还在路上，嘉庆帝立即下旨负责这事儿的太监把它直接扔在路上不要了。和绅跌到，嘉庆吃饱。嘉庆帝也没饱多少年，和绅是内务府和户部的双料首长，经常性地把户部财产挪用到内务府，用贪腐的系统彻底地把内务府改造成了为官僚牟利的机构，皇帝只能查办高级官员，中级官员则是一个阶级，不可能找得出代表人物的一个阶层。这个阶层以太监为主。为了防止太监乱政，清朝专拣那些没有文化的低层平民入宫，这些人很快地融入贪腐系统，并且毫无廉耻之心地分享皇家的特权。清代有民谣说，“房新树小画不古，此人必是内务府”。说的是如果京城出现一暴发户，新盖豪宅，其内的树还没长大，墙上又挂着近人的画，那必定是内务府官吏。因为在内务府当差，是给皇家办事，来钱极快，要不了多久即可在寸土寸金的京城置办高宅大院。内务府经费大约有七大来源：垄断人参、貂皮买卖的收入；官商与皇商经商得回的盈利及本钱；放贷给盐商得回的利息及本钱；各处皇庄缴纳的租金与北京出租官房的收入；各榷关的盈余分成；犯罪官员抄家罚没的财产；官员秘密赎罪罚款。违法官员的罚没家产或罚款，不入国库，而是入皇帝的小金库。贪官的家产多为民脂民膏，这么做，等于变相地通过贪官这抽水泵，源源不断地将民脂民膏输送到皇家内库中去。这么一来，贪腐系统居然成了内务府的重要敛财手段，也是皇帝控制朝臣的手段，因为基本上无官不贪，哪个不听话，只要授意查办，基本上一逮一个正着。皇家的本质上就是鼓励贪腐的，上面是这样，下面的人当然会纷纷效仿。道光皇帝是个吝啬到要把一个铜板掰成两瓣的主，看到龙袍上有个窟窿都要补上。一天，道光皇帝发现绸裤的膝盖上破了个小洞，就不管怎么样，唐宁让肃顺去制定一个计划，对旗人减奉一半能弄出多少银子来，全减是不是可能。不仅让被太上皇软禁的大臣想辙，也让北京的朝臣和各地督府想辙。此时，肃顺向唐宁推荐，一个叫郭松焘的人才可用。此人被肃顺推荐后被咸丰帝赏识，入直南书房，南书房是皇帝的私人秘书机构。咸丰帝就派他到天津前线随僧格林沁帮办防务。1859年初，郭嵩焘来到天津僧格林沁处。但僧格林沁这位蒙古王爷根本不把郭嵩焘这位南方书生放在眼中，对他非常冷淡。而郭嵩焘本就文人气十足，再加自己是皇上亲派，并且明确他与僧是“平行”，不是“随同效用”，所以也咽不下这口气，更不明白帮办按照潜规则应少管事1859年10月中旬，由于山东沿海贪污严重，咸丰帝命令他前往烟台等处海口查办隐匿侵吞贸易税收情况，而对他一直不满的僧格林沁却派心腹李湘棻作为会办随行。虽然郭嵩焘无“钦差”之名，但所到之地，大小官员都知道他是皇上亲派检查财务税收的大员，因此对他的接待格外隆重，并都备有厚礼。没想到郭嵩焘向来清廉方正，严于律己，规定“不住公馆，不受饮食”，更不受礼。他的随行人员因不能发财而大为不满，那些地方官也尴尬不满，因为他破坏了官场腐败已久的游戏规则。到山东沿海各县后，他认真查账，发现从县官到普通差役几乎人人贪污税款，贿赂公行，而且税外勒索严重惊人，超过正税四倍多。他立即采取种种有力措施整顿税务，堵塞漏洞，并设局抽取厘金。所谓“厘金”是清政fu在财政极端困难时为镇压太平天国专设的捐税，郭嵩焘想整顿、减少其他易为官员中饱私囊税、费，而通过新设厘局使税收真正为政fu所得。这些措施严重侵犯了当地大小官吏的利益，他们自然极为不满。而设局抽厘又增加了新的名目，因为在政治严重腐败的情况下，新任厘局绅董也一样贪婪。结果厘局刚成立不久，就发生了福山县商民怒捣厘局，打死新任绅董的骚乱。尽管如此，这次税务整顿还是大有成效，查整了一批贪官污吏，增加了政fu税收。但郭嵩焘万万没有想到，正当他自以为有功于朝廷的时候，突得朝廷以他在山东查办贸易不妥、交部议处的通知。原来，书生气十足的郭嵩焘根本没有想到，李湘棻一直在暗中监视自己的举动，并随时向僧格林沁汇报。而他对僧格林沁派来的这位“会办”竟毫无防范，郭嵩焘开设厘局后，李即向僧报告说如此大事竟未与他这个会办商议便独自决定。这个报告使原本就认为郭嵩焘目中无人的僧格林沁大为光火，认为不与自己派去的“会办”商议实际是未把自己放在眼中，便在12月底以郭未与会办李湘棻同办、未与山东巡抚文煜面商便派绅士设局抽厘以致民变为由，上奏要求弹劾郭嵩焘。以僧格林沁的地位之尊，他的意见当然深为朝廷所重。而且，迂气十足的郭嵩焘在处理山东沿海税务却与山东地方大员、山东巡抚文煜少有沟通协调，也使文煜大为不满，站在僧格氏一边反对他。1860年元月，郭嵩焘被迫离开山东返京，悲叹“虚费两月搜讨之功”，“忍苦耐劳，尽成一梦”。返京途中他备受冷遇，与来时一路的隆重迎送恰成鲜明对照，使他饱尝世态炎凉，领略到官场的势利。回京后，他受到“降二级调用”的处分，虽仍回南书房，但实际已是闲人，被冷落一旁。1860年4月，郭松焘强烈反对僧格林沁撤北塘备但意见不被听从，被冷落一旁的郭嵩焘怀着孤愤郁闷的心情以回籍就医为由黯然返乡。这位满怀爱国情怀的人才甚至曾力劝左棠堂、曾国藩等人出山办团练镇压太平天国，其实是大清极为重要的肱骨之臣，没有他劝动了曾左出山，恐怕粤匪已经可以跟僧格林沁进行总决战了，根本不用洋人打进北京大清就有亡国之危险。倒不是肃顺身在樊笼也想到了这个人才，而是郭松焘看过大清新闻报之后非常激动，跟曾国藩、李鸿章一样感觉皇帝“开窍了”，所以又有了致仕的想法，他才四十岁出头，浑身都是干劲呢。现在的湖南因为湘军的关系成了大清的战略要地，身在湖南的郭松焘与曾国藩等人是好友，可以利用唐宁在这个战略要地设立的中文电报机向肃顺发电报，这个时候，唐宁已经为肃顺等大臣开通了私人电报地址，并登在大清新闻上诏告天下。当然了，这些被软禁大臣的电报往来都是要被唐宁给他们安排的“助理”检查过的，免得他们打歪主意，破坏现在的安定团结局面。郭松焘回到北京之后就斗胆向咸丰帝提出了几乎触及皇帝底线的建议查办内务府的贪腐。内务府是皇上的私家财政部，职官多达3000人，还没算普通匠役、军丁和太监。这比掌管全国疆土、田亩、户籍、钱谷的事其实，谁都知道皇帝才是天下最贪腐之人，十全皇帝乾隆大帝造就了和绅这个攒了20亿两白银家资的古今第一贪，而和大人不过是乾隆大帝的一个奴才而已。由于乾隆大帝的十全享受，到了嘉庆、道光年间，两位皇帝都很节俭。乾隆驾崩时，他命人从新疆弄来的一块巨大的需要耗费大量人力才能运到京城的奇玉还在路上，嘉庆帝立即下旨负责这事儿的太监把它直接扔在路上不要了。和绅跌到，嘉庆吃饱。嘉庆帝也没饱多少年，和绅是内务府和户部的双料首长，经常性地把户部财产挪用到内务府，用贪腐的系统彻底地把内务府改造成了为官僚牟利的机构，皇帝只能查办高级官员，中级官员则是一个阶级，不可能找得出代表人物的一个阶层。这个阶层以太监为主。为了防止太监乱政，清朝专拣那些没有文化的低层平民入宫，这些人很快地融入贪腐系统，并且毫无廉耻之心地分享皇家的特权。清代有民谣说，“房新树小画不古，此人必是内务府”。说的是如果京城出现一暴发户，新盖豪宅，其内的树还没长大，墙上又挂着近人的画，那必定是内务府官吏。因为在内务府当差，是给皇家办事，来钱极快，要不了多久即可在寸土寸金的京城置办高宅大院。内务府经费大约有七大来源：垄断人参、貂皮买卖的收入；官商与皇商经商得回的盈利及本钱；放贷给盐商得回的利息及本钱；各处皇庄缴纳的租金与北京出租官房的收入；各榷关的盈余分成；犯罪官员抄家罚没的财产；官员秘密赎罪罚款。违法官员的罚没家产或罚款，不入国库，而是入皇帝的小金库。贪官的家产多为民脂民膏，这么做，等于变相地通过贪官这抽水泵，源源不断地将民脂民膏输送到皇家内库中去。这么一来，贪腐系统居然成了内务府的重要敛财手段，也是皇帝控制朝臣的手段，因为基本上无官不贪，哪个不听话，只要授意查办，基本上一逮一个正着。皇家的本质上就是鼓励贪腐的，上面是这样，下面的人当然会纷纷效仿。道光皇帝是个吝啬到要把一个铜板掰成两瓣的主，看到龙袍上有个窟窿都要补上。一天，道光皇帝发现绸裤的膝盖上破了个小洞，就不管怎么样，唐宁让肃顺去制定一个计划，对旗人减奉一半能弄出多少银子来，全减是不是可能。不仅让被太上皇软禁的大臣想辙，也让北京的朝臣和各地督府想辙。此时，肃顺向唐宁推荐，一个叫郭松焘的人才可用。此人被肃顺推荐后被咸丰帝赏识，入直南书房，南书房是皇帝的私人秘书机构。咸丰帝就派他到天津前线随僧格林沁帮办防务。1859年初，郭嵩焘来到天津僧格林沁处。但僧格林沁这位蒙古王爷根本不把郭嵩焘这位南方书生放在眼中，对他非常冷淡。而郭嵩焘本就文人气十足，再加自己是皇上亲派，并且明确他与僧是“平行”，不是“随同效用”，所以也咽不下这口气，更不明白帮办按照潜规则应少管事1859年10月中旬，由于山东沿海贪污严重，咸丰帝命令他前往烟台等处海口查办隐匿侵吞贸易税收情况，而对他一直不满的僧格林沁却派心腹李湘棻作为会办随行。虽然郭嵩焘无“钦差”之名，但所到之地，大小官员都知道他是皇上亲派检查财务税收的大员，因此对他的接待格外隆重，并都备有厚礼。没想到郭嵩焘向来清廉方正，严于律己，规定“不住公馆，不受饮食”，更不受礼。他的随行人员因不能发财而大为不满，那些地方官也尴尬不满，因为他破坏了官场腐败已久的游戏规则。到山东沿海各县后，他认真查账，发现从县官到普通差役几乎人人贪污税款，贿赂公行，而且税外勒索严重惊人，超过正税四倍多。他立即采取种种有力措施整顿税务，堵塞漏洞，并设局抽取厘金。所谓“厘金”是清政fu在财政极端困难时为镇压太平天国专设的捐税，郭嵩焘想整顿、减少其他易为官员中饱私囊税、费，而通过新设厘局使税收真正为政fu所得。这些措施严重侵犯了当地大小官吏的利益，他们自然极为不满。而设局抽厘又增加了新的名目，因为在政治严重腐败的情况下，新任厘局绅董也一样贪婪。结果厘局刚成立不久，就发生了福山县商民怒捣厘局，打死新任绅董的骚乱。尽管如此，这次税务整顿还是大有成效，查整了一批贪官污吏，增加了政fu税收。但郭嵩焘万万没有想到，正当他自以为有功于朝廷的时候，突得朝廷以他在山东查办贸易不妥、交部议处的通知。原来，书生气十足的郭嵩焘根本没有想到，李湘棻一直在暗中监视自己的举动，并随时向僧格林沁汇报。而他对僧格林沁派来的这位“会办”竟毫无防范，郭嵩焘开设厘局后，李即向僧报告说如此大事竟未与他这个会办商议便独自决定。这个报告使原本就认为郭嵩焘目中无人的僧格林沁大为光火，认为不与自己派去的“会办”商议实际是未把自己放在眼中，便在12月底以郭未与会办李湘棻同办、未与山东巡抚文煜面商便派绅士设局抽厘以致民变为由，上奏要求弹劾郭嵩焘。以僧格林沁的地位之尊，他的意见当然深为朝廷所重。而且，迂气十足的郭嵩焘在处理山东沿海税务却与山东地方大员、山东巡抚文煜少有沟通协调，也使文煜大为不满，站在僧格氏一边反对他。1860年元月，郭嵩焘被迫离开山东返京，悲叹“虚费两月搜讨之功”，“忍苦耐劳，尽成一梦”。返京途中他备受冷遇，与来时一路的隆重迎送恰成鲜明对照，使他饱尝世态炎凉，领略到官场的势利。回京后，他受到“降二级调用”的处分，虽仍回南书房，但实际已是闲人，被冷落一旁。1860年4月，郭松焘强烈反对僧格林沁撤北塘备但意见不被听从，被冷落一旁的郭嵩焘怀着孤愤郁闷的心情以回籍就医为由黯然返乡。这位满怀爱国情怀的人才甚至曾力劝左棠堂、曾国藩等人出山办团练镇压太平天国，其实是大清极为重要的肱骨之臣，没有他劝动了曾左出山，恐怕粤匪已经可以跟僧格林沁进行总决战了，根本不用洋人打进北京大清就有亡国之危险。倒不是肃顺身在樊笼也想到了这个人才，而是郭松焘看过大清新闻报之后非常激动，跟曾国藩、李鸿章一样感觉皇帝“开窍了”，所以又有了致仕的想法，他才四十岁出头，浑身都是干劲呢。现在的湖南因为湘军的关系成了大清的战略要地，身在湖南的郭松焘与曾国藩等人是好友，可以利用唐宁在这个战略要地设立的中文电报机向肃顺发电报，这个时候，唐宁已经为肃顺等大臣开通了私人电报地址，并登在大清新闻上诏告天下。当然了，这些被软禁大臣的电报往来都是要被唐宁给他们安排的“助理”检查过的，免得他们打歪主意，破坏现在的安定团结局面。郭松焘回到北京之后就斗胆向咸丰帝提出了几乎触及皇帝底线的建议查办内务府的贪腐。内务府是皇上的私家财政部，职官多达3000人，还没算普通匠役、军丁和太监。这比掌管全国疆土、田亩、户籍、钱谷的事其实，谁都知道皇帝才是天下最贪腐之人，十全皇帝乾隆大帝造就了和绅这个攒了20亿两白银家资的古今第一贪，而和大人不过是乾隆大帝的一个奴才而已。由于乾隆大帝的十全享受，到了嘉庆、道光年间，两位皇帝都很节俭。乾隆驾崩时，他命人从新疆弄来的一块巨大的需要耗费大量人力才能运到京城的奇玉还在路上，嘉庆帝立即下旨负责这事儿的太监把它直接扔在路上不要了。和绅跌到，嘉庆吃饱。嘉庆帝也没饱多少年，和绅是内务府和户部的双料首长，经常性地把户部财产挪用到内务府，用贪腐的系统彻底地把内务府改造成了为官僚牟利的机构，皇帝只能查办高级官员，中级官员则是一个阶级，不可能找得出代表人物的一个阶层。这个阶层以太监为主。为了防止太监乱政，清朝专拣那些没有文化的低层平民入宫，这些人很快地融入贪腐系统，并且毫无廉耻之心地分享皇家的特权。清代有民谣说，“房新树小画不古，此人必是内务府”。说的是如果京城出现一暴发户，新盖豪宅，其内的树还没长大，墙上又挂着近人的画，那必定是内务府官吏。因为在内务府当差，是给皇家办事，来钱极快，要不了多久即可在寸土寸金的京城置办高宅大院。内务府经费大约有七大来源：垄断人参、貂皮买卖的收入；官商与皇商经商得回的盈利及本钱；放贷给盐商得回的利息及本钱；各处皇庄缴纳的租金与北京出租官房的收入；各榷关的盈余分成；犯罪官员抄家罚没的财产；官员秘密赎罪罚款。违法官员的罚没家产或罚款，不入国库，而是入皇帝的小金库。贪官的家产多为民脂民膏，这么做，等于变相地通过贪官这抽水泵，源源不断地将民脂民膏输送到皇家内库中去。这么一来，贪腐系统居然成了内务府的重要敛财手段，也是皇帝控制朝臣的手段，因为基本上无官不贪，哪个不听话，只要授意查办，基本上一逮一个正着。皇家的本质上就是鼓励贪腐的，上面是这样，下面的人当然会纷纷效仿。道光皇帝是个吝啬到要把一个铜板掰成两瓣的主，看到龙袍上有个窟窿都要补上。一天，道光皇帝发现绸裤的膝盖上破了个小洞，就不管怎么样，唐宁让肃顺去制定一个计划，对旗人减奉一半能弄出多少银子来，全减是不是可能。不仅让被太上皇软禁的大臣想辙，也让北京的朝臣和各地督府想辙。此时，肃顺向唐宁推荐，一个叫郭松焘的人才可用。此人被肃顺推荐后被咸丰帝赏识，入直南书房，南书房是皇帝的私人秘书机构。咸丰帝就派他到天津前线随僧格林沁帮办防务。1859年初，郭嵩焘来到天津僧格林沁处。但僧格林沁这位蒙古王爷根本不把郭嵩焘这位南方书生放在眼中，对他非常冷淡。而郭嵩焘本就文人气十足，再加自己是皇上亲派，并且明确他与僧是“平行”，不是“随同效用”，所以也咽不下这口气，更不明白帮办按照潜规则应少管事1859年10月中旬，由于山东沿海贪污严重，咸丰帝命令他前往烟台等处海口查办隐匿侵吞贸易税收情况，而对他一直不满的僧格林沁却派心腹李湘棻作为会办随行。虽然郭嵩焘无“钦差”之名，但所到之地，大小官员都知道他是皇上亲派检查财务税收的大员，因此对他的接待格外隆重，并都备有厚礼。没想到郭嵩焘向来清廉方正，严于律己，规定“不住公馆，不受饮食”，更不受礼。他的随行人员因不能发财而大为不满，那些地方官也尴尬不满，因为他破坏了官场腐败已久的游戏规则。到山东沿海各县后，他认真查账，发现从县官到普通差役几乎人人贪污税款，贿赂公行，而且税外勒索严重惊人，超过正税四倍多。他立即采取种种有力措施整顿税务，堵塞漏洞，并设局抽取厘金。所谓“厘金”是清政fu在财政极端困难时为镇压太平天国专设的捐税，郭嵩焘想整顿、减少其他易为官员中饱私囊税、费，而通过新设厘局使税收真正为政fu所得。这些措施严重侵犯了当地大小官吏的利益，他们自然极为不满。而设局抽厘又增加了新的名目，因为在政治严重腐败的情况下，新任厘局绅董也一样贪婪。结果厘局刚成立不久，就发生了福山县商民怒捣厘局，打死新任绅董的骚乱。尽管如此，这次税务整顿还是大有成效，查整了一批贪官污吏，增加了政fu税收。但郭嵩焘万万没有想到，正当他自以为有功于朝廷的时候，突得朝廷以他在山东查办贸易不妥、交部议处的通知。原来，书生气十足的郭嵩焘根本没有想到，李湘棻一直在暗中监视自己的举动，并随时向僧格林沁汇报。而他对僧格林沁派来的这位“会办”竟毫无防范，郭嵩焘开设厘局后，李即向僧报告说如此大事竟未与他这个会办商议便独自决定。这个报告使原本就认为郭嵩焘目中无人的僧格林沁大为光火，认为不与自己派去的“会办”商议实际是未把自己放在眼中，便在12月底以郭未与会办李湘棻同办、未与山东巡抚文煜面商便派绅士设局抽厘以致民变为由，上奏要求弹劾郭嵩焘。以僧格林沁的地位之尊，他的意见当然深为朝廷所重。而且，迂气十足的郭嵩焘在处理山东沿海税务却与山东地方大员、山东巡抚文煜少有沟通协调，也使文煜大为不满，站在僧格氏一边反对他。1860年元月，郭嵩焘被迫离开山东返京，悲叹“虚费两月搜讨之功”，“忍苦耐劳，尽成一梦”。返京途中他备受冷遇，与来时一路的隆重迎送恰成鲜明对照，使他饱尝世态炎凉，领略到官场的势利。回京后，他受到“降二级调用”的处分，虽仍回南书房，但实际已是闲人，被冷落一旁。1860年4月，郭松焘强烈反对僧格林沁撤北塘备但意见不被听从，被冷落一旁的郭嵩焘怀着孤愤郁闷的心情以回籍就医为由黯然返乡。这位满怀爱国情怀的人才甚至曾力劝左棠堂、曾国藩等人出山办团练镇压太平天国，其实是大清极为重要的肱骨之臣，没有他劝动了曾左出山，恐怕粤匪已经可以跟僧格林沁进行总决战了，根本不用洋人打进北京大清就有亡国之危险。倒不是肃顺身在樊笼也想到了这个人才，而是郭松焘看过大清新闻报之后非常激动，跟曾国藩、李鸿章一样感觉皇帝“开窍了”，所以又有了致仕的想法，他才四十岁出头，浑身都是干劲呢。现在的湖南因为湘军的关系成了大清的战略要地，身在湖南的郭松焘与曾国藩等人是好友，可以利用唐宁在这个战略要地设立的中文电报机向肃顺发电报，这个时候，唐宁已经为肃顺等大臣开通了私人电报地址，并登在大清新闻上诏告天下。当然了，这些被软禁大臣的电报往来都是要被唐宁给他们安排的“助理”检查过的，免得他们打歪主意，破坏现在的安定团结局面。郭松焘回到北京之后就斗胆向咸丰帝提出了几乎触及皇帝底线的建议查办内务府的贪腐。内务府是皇上的私家财政部，职官多达3000人，还没算普通匠役、军丁和太监。这比掌管全国疆土、田亩、户籍、钱谷的事其实，谁都知道皇帝才是天下最贪腐之人，十全皇帝乾隆大帝造就了和绅这个攒了20亿两白银家资的古今第一贪，而和大人不过是乾隆大帝的一个奴才而已。由于乾隆大帝的十全享受，到了嘉庆、道光年间，两位皇帝都很节俭。乾隆驾崩时，他命人从新疆弄来的一块巨大的需要耗费大量人力才能运到京城的奇玉还在路上，嘉庆帝立即下旨负责这事儿的太监把它直接扔在路上不要了。和绅跌到，嘉庆吃饱。嘉庆帝也没饱多少年，和绅是内务府和户部的双料首长，经常性地把户部财产挪用到内务府，用贪腐的系统彻底地把内务府改造成了为官僚牟利的机构，皇帝只能查办高级官员，中级官员则是一个阶级，不可能找得出代表人物的一个阶层。这个阶层以太监为主。为了防止太监乱政，清朝专拣那些没有文化的低层平民入宫，这些人很快地融入贪腐系统，并且毫无廉耻之心地分享皇家的特权。清代有民谣说，“房新树小画不古，此人必是内务府”。说的是如果京城出现一暴发户，新盖豪宅，其内的树还没长大，墙上又挂着近人的画，那必定是内务府官吏。因为在内务府当差，是给皇家办事，来钱极快，要不了多久即可在寸土寸金的京城置办高宅大院。内务府经费大约有七大来源：垄断人参、貂皮买卖的收入；官商与皇商经商得回的盈利及本钱；放贷给盐商得回的利息及本钱；各处皇庄缴纳的租金与北京出租官房的收入；各榷关的盈余分成；犯罪官员抄家罚没的财产；官员秘密赎罪罚款。违法官员的罚没家产或罚款，不入国库，而是入皇帝的小金库。贪官的家产多为民脂民膏，这么做，等于变相地通过贪官这抽水泵，源源不断地将民脂民膏输送到皇家内库中去。这么一来，贪腐系统居然成了内务府的重要敛财手段，也是皇帝控制朝臣的手段，因为基本上无官不贪，哪个不听话，只要授意查办，基本上一逮一个正着。皇家的本质上就是鼓励贪腐的，上面是这样，下面的人当然会纷纷效仿。道光皇帝是个吝啬到要把一个铜板掰成两瓣的主，看到龙袍上有个窟窿都要补上。一天，道光皇帝发现绸裤的膝盖上破了个小洞，就不管怎么样，唐宁让肃顺去制定一个计划，对旗人减奉一半能弄出多少银子来，全减是不是可能。不仅让被太上皇软禁的大臣想辙，也让北京的朝臣和各地督府想辙。此时，肃顺向唐宁推荐，一个叫郭松焘的人才可用。此人被肃顺推荐后被咸丰帝赏识，入直南书房，南书房是皇帝的私人秘书机构。咸丰帝就派他到天津前线随僧格林沁帮办防务。1859年初，郭嵩焘来到天津僧格林沁处。但僧格林沁这位蒙古王爷根本不把郭嵩焘这位南方书生放在眼中，对他非常冷淡。而郭嵩焘本就文人气十足，再加自己是皇上亲派，并且明确他与僧是“平行”，不是“随同效用”，所以也咽不下这口气，更不明白帮办按照潜规则应少管事1859年10月中旬，由于山东沿海贪污严重，咸丰帝命令他前往烟台等处海口查办隐匿侵吞贸易税收情况，而对他一直不满的僧格林沁却派心腹李湘棻作为会办随行。虽然郭嵩焘无“钦差”之名，但所到之地，大小官员都知道他是皇上亲派检查财务税收的大员，因此对他的接待格外隆重，并都备有厚礼。没想到郭嵩焘向来清廉方正，严于律己，规定“不住公馆，不受饮食”，更不受礼。他的随行人员因不能发财而大为不满，那些地方官也尴尬不满，因为他破坏了官场腐败已久的游戏规则。到山东沿海各县后，他认真查账，发现从县官到普通差役几乎人人贪污税款，贿赂公行，而且税外勒索严重惊人，超过正税四倍多。他立即采取种种有力措施整顿税务，堵塞漏洞，并设局抽取厘金。所谓“厘金”是清政fu在财政极端困难时为镇压太平天国专设的捐税，郭嵩焘想整顿、减少其他易为官员中饱私囊税、费，而通过新设厘局使税收真正为政fu所得。这些措施严重侵犯了当地大小官吏的利益，他们自然极为不满。而设局抽厘又增加了新的名目，因为在政治严重腐败的情况下，新任厘局绅董也一样贪婪。结果厘局刚成立不久，就发生了福山县商民怒捣厘局，打死新任绅董的骚乱。尽管如此，这次税务整顿还是大有成效，查整了一批贪官污吏，增加了政fu税收。但郭嵩焘万万没有想到，正当他自以为有功于朝廷的时候，突得朝廷以他在山东查办贸易不妥、交部议处的通知。原来，书生气十足的郭嵩焘根本没有想到，李湘棻一直在暗中监视自己的举动，并随时向僧格林沁汇报。而他对僧格林沁派来的这位“会办”竟毫无防范，郭嵩焘开设厘局后，李即向僧报告说如此大事竟未与他这个会办商议便独自决定。这个报告使原本就认为郭嵩焘目中无人的僧格林沁大为光火，认为不与自己派去的“会办”商议实际是未把自己放在眼中，便在12月底以郭未与会办李湘棻同办、未与山东巡抚文煜面商便派绅士设局抽厘以致民变为由，上奏要求弹劾郭嵩焘。以僧格林沁的地位之尊，他的意见当然深为朝廷所重。而且，迂气十足的郭嵩焘在处理山东沿海税务却与山东地方大员、山东巡抚文煜少有沟通协调，也使文煜大为不满，站在僧格氏一边反对他。1860年元月，郭嵩焘被迫离开山东返京，悲叹“虚费两月搜讨之功”，“忍苦耐劳，尽成一梦”。返京途中他备受冷遇，与来时一路的隆重迎送恰成鲜明对照，使他饱尝世态炎凉，领略到官场的势利。回京后，他受到“降二级调用”的处分，虽仍回南书房，但实际已是闲人，被冷落一旁。1860年4月，郭松焘强烈反对僧格林沁撤北塘备但意见不被听从，被冷落一旁的郭嵩焘怀着孤愤郁闷的心情以回籍就医为由黯然返乡。这位满怀爱国情怀的人才甚至曾力劝左棠堂、曾国藩等人出山办团练镇压太平天国，其实是大清极为重要的肱骨之臣，没有他劝动了曾左出山，恐怕粤匪已经可以跟僧格林沁进行总决战了，根本不用洋人打进北京大清就有亡国之危险。倒不是肃顺身在樊笼也想到了这个人才，而是郭松焘看过大清新闻报之后非常激动，跟曾国藩、李鸿章一样感觉皇帝“开窍了”，所以又有了致仕的想法，他才四十岁出头，浑身都是干劲呢。现在的湖南因为湘军的关系成了大清的战略要地，身在湖南的郭松焘与曾国藩等人是好友，可以利用唐宁在这个战略要地设立的中文电报机向肃顺发电报，这个时候，唐宁已经为肃顺等大臣开通了私人电报地址，并登在大清新闻上诏告天下。当然了，这些被软禁大臣的电报往来都是要被唐宁给他们安排的“助理”检查过的，免得他们打歪主意，破坏现在的安定团结局面。郭松焘回到北京之后就斗胆向咸丰帝提出了几乎触及皇帝底线的建议查办内务府的贪腐。内务府是皇上的私家财政部，职官多达3000人，还没算普通匠役、军丁和太监。这比掌管全国疆土、田亩、户籍、钱谷的事其实，谁都知道皇帝才是天下最贪腐之人，十全皇帝乾隆大帝造就了和绅这个攒了20亿两白银家资的古今第一贪，而和大人不过是乾隆大帝的一个奴才而已。由于乾隆大帝的十全享受，到了嘉庆、道光年间，两位皇帝都很节俭。乾隆驾崩时，他命人从新疆弄来的一块巨大的需要耗费大量人力才能运到京城的奇玉还在路上，嘉庆帝立即下旨负责这事儿的太监把它直接扔在路上不要了。和绅跌到，嘉庆吃饱。嘉庆帝也没饱多少年，和绅是内务府和户部的双料首长，经常性地把户部财产挪用到内务府，用贪腐的系统彻底地把内务府改造成了为官僚牟利的机构，皇帝只能查办高级官员，中级官员则是一个阶级，不可能找得出代表人物的一个阶层。这个阶层以太监为主。为了防止太监乱政，清朝专拣那些没有文化的低层平民入宫，这些人很快地融入贪腐系统，并且毫无廉耻之心地分享皇家的特权。清代有民谣说，“房新树小画不古，此人必是内务府”。说的是如果京城出现一暴发户，新盖豪宅，其内的树还没长大，墙上又挂着近人的画，那必定是内务府官吏。因为在内务府当差，是给皇家办事，来钱极快，要不了多久即可在寸土寸金的京城置办高宅大院。内务府经费大约有七大来源：垄断人参、貂皮买卖的收入；官商与皇商经商得回的盈利及本钱；放贷给盐商得回的利息及本钱；各处皇庄缴纳的租金与北京出租官房的收入；各榷关的盈余分成；犯罪官员抄家罚没的财产；官员秘密赎罪罚款。违法官员的罚没家产或罚款，不入国库，而是入皇帝的小金库。贪官的家产多为民脂民膏，这么做，等于变相地通过贪官这抽水泵，源源不断地将民脂民膏输送到皇家内库中去。这么一来，贪腐系统居然成了内务府的重要敛财手段，也是皇帝控制朝臣的手段，因为基本上无官不贪，哪个不听话，只要授意查办，基本上一逮一个正着。皇家的本质上就是鼓励贪腐的，上面是这样，下面的人当然会纷纷效仿。道光皇帝是个吝啬到要把一个铜板掰成两瓣的主，看到龙袍上有个窟窿都要补上。一天，道光皇帝发现绸裤的膝盖上破了个小洞，就不管怎么样，唐宁让肃顺去制定一个计划，对旗人减奉一半能弄出多少银子来，全减是不是可能。不仅让被太上皇软禁的大臣想辙，也让北京的朝臣和各地督府想辙。此时，肃顺向唐宁推荐，一个叫郭松焘的人才可用。此人被肃顺推荐后被咸丰帝赏识，入直南书房，南书房是皇帝的私人秘书机构。咸丰帝就派他到天津前线随僧格林沁帮办防务。1859年初，郭嵩焘来到天津僧格林沁处。但僧格林沁这位蒙古王爷根本不把郭嵩焘这位南方书生放在眼中，对他非常冷淡。而郭嵩焘本就文人气十足，再加自己是皇上亲派，并且明确他与僧是“平行”，不是“随同效用”，所以也咽不下这口气，更不明白帮办按照潜规则应少管事1859年10月中旬，由于山东沿海贪污严重，咸丰帝命令他前往烟台等处海口查办隐匿侵吞贸易税收情况，而对他一直不满的僧格林沁却派心腹李湘棻作为会办随行。虽然郭嵩焘无“钦差”之名，但所到之地，大小官员都知道他是皇上亲派检查财务税收的大员，因此对他的接待格外隆重，并都备有厚礼。没想到郭嵩焘向来清廉方正，严于律己，规定“不住公馆，不受饮食”，更不受礼。他的随行人员因不能发财而大为不满，那些地方官也尴尬不满，因为他破坏了官场腐败已久的游戏规则。到山东沿海各县后，他认真查账，发现从县官到普通差役几乎人人贪污税款，贿赂公行，而且税外勒索严重惊人，超过正税四倍多。他立即采取种种有力措施整顿税务，堵塞漏洞，并设局抽取厘金。所谓“厘金”是清政fu在财政极端困难时为镇压太平天国专设的捐税，郭嵩焘想整顿、减少其他易为官员中饱私囊税、费，而通过新设厘局使税收真正为政fu所得。这些措施严重侵犯了当地大小官吏的利益，他们自然极为不满。而设局抽厘又增加了新的名目，因为在政治严重腐败的情况下，新任厘局绅董也一样贪婪。结果厘局刚成立不久，就发生了福山县商民怒捣厘局，打死新任绅董的骚乱。尽管如此，这次税务整顿还是大有成效，查整了一批贪官污吏，增加了政fu税收。但郭嵩焘万万没有想到，正当他自以为有功于朝廷的时候，突得朝廷以他在山东查办贸易不妥、交部议处的通知。原来，书生气十足的郭嵩焘根本没有想到，李湘棻一直在暗中监视自己的举动，并随时向僧格林沁汇报。而他对僧格林沁派来的这位“会办”竟毫无防范，郭嵩焘开设厘局后，李即向僧报告说如此大事竟未与他这个会办商议便独自决定。这个报告使原本就认为郭嵩焘目中无人的僧格林沁大为光火，认为不与自己派去的“会办”商议实际是未把自己放在眼中，便在12月底以郭未与会办李湘棻同办、未与山东巡抚文煜面商便派绅士设局抽厘以致民变为由，上奏要求弹劾郭嵩焘。以僧格林沁的地位之尊，他的意见当然深为朝廷所重。而且，迂气十足的郭嵩焘在处理山东沿海税务却与山东地方大员、山东巡抚文煜少有沟通协调，也使文煜大为不满，站在僧格氏一边反对他。1860年元月，郭嵩焘被迫离开山东返京，悲叹“虚费两月搜讨之功”，“忍苦耐劳，尽成一梦”。返京途中他备受冷遇，与来时一路的隆重迎送恰成鲜明对照，使他饱尝世态炎凉，领略到官场的势利。回京后，他受到“降二级调用”的处分，虽仍回南书房，但实际已是闲人，被冷落一旁。1860年4月，郭松焘强烈反对僧格林沁撤北塘备但意见不被听从，被冷落一旁的郭嵩焘怀着孤愤郁闷的心情以回籍就医为由黯然返乡。这位满怀爱国情怀的人才甚至曾力劝左棠堂、曾国藩等人出山办团练镇压太平天国，其实是大清极为重要的肱骨之臣，没有他劝动了曾左出山，恐怕粤匪已经可以跟僧格林沁进行总决战了，根本不用洋人打进北京大清就有亡国之危险。倒不是肃顺身在樊笼也想到了这个人才，而是郭松焘看过大清新闻报之后非常激动，跟曾国藩、李鸿章一样感觉皇帝“开窍了”，所以又有了致仕的想法，他才四十岁出头，浑身都是干劲呢。现在的湖南因为湘军的关系成了大清的战略要地，身在湖南的郭松焘与曾国藩等人是好友，可以利用唐宁在这个战略要地设立的中文电报机向肃顺发电报，这个时候，唐宁已经为肃顺等大臣开通了私人电报地址，并登在大清新闻上诏告天下。当然了，这些被软禁大臣的电报往来都是要被唐宁给他们安排的“助理”检查过的，免得他们打歪主意，破坏现在的安定团结局面。郭松焘回到北京之后就斗胆向咸丰帝提出了几乎触及皇帝底线的建议查办内务府的贪腐。内务府是皇上的私家财政部，职官多达3000人，还没算普通匠役、军丁和太监。这比掌管全国疆土、田亩、户籍、钱谷的事其实，谁都知道皇帝才是天下最贪腐之人，十全皇帝乾隆大帝造就了和绅这个攒了20亿两白银家资的古今第一贪，而和大人不过是乾隆大帝的一个奴才而已。由于乾隆大帝的十全享受，到了嘉庆、道光年间，两位皇帝都很节俭。乾隆驾崩时，他命人从新疆弄来的一块巨大的需要耗费大量人力才能运到京城的奇玉还在路上，嘉庆帝立即下旨负责这事儿的太监把它直接扔在路上不要了。和绅跌到，嘉庆吃饱。嘉庆帝也没饱多少年，和绅是内务府和户部的双料首长，经常性地把户部财产挪用到内务府，用贪腐的系统彻底地把内务府改造成了为官僚牟利的机构，皇帝只能查办高级官员，中级官员则是一个阶级，不可能找得出代表人物的一个阶层。这个阶层以太监为主。为了防止太监乱政，清朝专拣那些没有文化的低层平民入宫，这些人很快地融入贪腐系统，并且毫无廉耻之心地分享皇家的特权。清代有民谣说，“房新树小画不古，此人必是内务府”。说的是如果京城出现一暴发户，新盖豪宅，其内的树还没长大，墙上又挂着近人的画，那必定是内务府官吏。因为在内务府当差，是给皇家办事，来钱极快，要不了多久即可在寸土寸金的京城置办高宅大院。内务府经费大约有七大来源：垄断人参、貂皮买卖的收入；官商与皇商经商得回的盈利及本钱；放贷给盐商得回的利息及本钱；各处皇庄缴纳的租金与北京出租官房的收入；各榷关的盈余分成；犯罪官员抄家罚没的财产；官员秘密赎罪罚款。违法官员的罚没家产或罚款，不入国库，而是入皇帝的小金库。贪官的家产多为民脂民膏，这么做，等于变相地通过贪官这抽水泵，源源不断地将民脂民膏输送到皇家内库中去。这么一来，贪腐系统居然成了内务府的重要敛财手段，也是皇帝控制朝臣的手段，因为基本上无官不贪，哪个不听话，只要授意查办，基本上一逮一个正着。皇家的本质上就是鼓励贪腐的，上面是这样，下面的人当然会纷纷效仿。道光皇帝是个吝啬到要把一个铜板掰成两瓣的主，看到龙袍上有个窟窿都要补上。一天，道光皇帝发现绸裤的膝盖上破了个小洞，就不管怎么样，唐宁让肃顺去制定一个计划，对旗人减奉一半能弄出多少银子来，全减是不是可能。不仅让被太上皇软禁的大臣想辙，也让北京的朝臣和各地督府想辙。此时，肃顺向唐宁推荐，一个叫郭松焘的人才可用。此人被肃顺推荐后被咸丰帝赏识，入直南书房，南书房是皇帝的私人秘书机构。咸丰帝就派他到天津前线随僧格林沁帮办防务。1859年初，郭嵩焘来到天津僧格林沁处。但僧格林沁这位蒙古王爷根本不把郭嵩焘这位南方书生放在眼中，对他非常冷淡。而郭嵩焘本就文人气十足，再加自己是皇上亲派，并且明确他与僧是“平行”，不是“随同效用”，所以也咽不下这口气，更不明白帮办按照潜规则应少管事1859年10月中旬，由于山东沿海贪污严重，咸丰帝命令他前往烟台等处海口查办隐匿侵吞贸易税收情况，而对他一直不满的僧格林沁却派心腹李湘棻作为会办随行。虽然郭嵩焘无“钦差”之名，但所到之地，大小官员都知道他是皇上亲派检查财务税收的大员，因此对他的接待格外隆重，并都备有厚礼。没想到郭嵩焘向来清廉方正，严于律己，规定“不住公馆，不受饮食”，更不受礼。他的随行人员因不能发财而大为不满，那些地方官也尴尬不满，因为他破坏了官场腐败已久的游戏规则。到山东沿海各县后，他认真查账，发现从县官到普通差役几乎人人贪污税款，贿赂公行，而且税外勒索严重惊人，超过正税四倍多。他立即采取种种有力措施整顿税务，堵塞漏洞，并设局抽取厘金。所谓“厘金”是清政fu在财政极端困难时为镇压太平天国专设的捐税，郭嵩焘想整顿、减少其他易为官员中饱私囊税、费，而通过新设厘局使税收真正为政fu所得。这些措施严重侵犯了当地大小官吏的利益，他们自然极为不满。而设局抽厘又增加了新的名目，因为在政治严重腐败的情况下，新任厘局绅董也一样贪婪。结果厘局刚成立不久，就发生了福山县商民怒捣厘局，打死新任绅董的骚乱。尽管如此，这次税务整顿还是大有成效，查整了一批贪官污吏，增加了政fu税收。但郭嵩焘万万没有想到，正当他自以为有功于朝廷的时候，突得朝廷以他在山东查办贸易不妥、交部议处的通知。原来，书生气十足的郭嵩焘根本没有想到，李湘棻一直在暗中监视自己的举动，并随时向僧格林沁汇报。而他对僧格林沁派来的这位“会办”竟毫无防范，郭嵩焘开设厘局后，李即向僧报告说如此大事竟未与他这个会办商议便独自决定。这个报告使原本就认为郭嵩焘目中无人的僧格林沁大为光火，认为不与自己派去的“会办”商议实际是未把自己放在眼中，便在12月底以郭未与会办李湘棻同办、未与山东巡抚文煜面商便派绅士设局抽厘以致民变为由，上奏要求弹劾郭嵩焘。以僧格林沁的地位之尊，他的意见当然深为朝廷所重。而且，迂气十足的郭嵩焘在处理山东沿海税务却与山东地方大员、山东巡抚文煜少有沟通协调，也使文煜大为不满，站在僧格氏一边反对他。1860年元月，郭嵩焘被迫离开山东返京，悲叹“虚费两月搜讨之功”，“忍苦耐劳，尽成一梦”。返京途中他备受冷遇，与来时一路的隆重迎送恰成鲜明对照，使他饱尝世态炎凉，领略到官场的势利。回京后，他受到“降二级调用”的处分，虽仍回南书房，但实际已是闲人，被冷落一旁。1860年4月，郭松焘强烈反对僧格林沁撤北塘备但意见不被听从，被冷落一旁的郭嵩焘怀着孤愤郁闷的心情以回籍就医为由黯然返乡。这位满怀爱国情怀的人才甚至曾力劝左棠堂、曾国藩等人出山办团练镇压太平天国，其实是大清极为重要的肱骨之臣，没有他劝动了曾左出山，恐怕粤匪已经可以跟僧格林沁进行总决战了，根本不用洋人打进北京大清就有亡国之危险。倒不是肃顺身在樊笼也想到了这个人才，而是郭松焘看过大清新闻报之后非常激动，跟曾国藩、李鸿章一样感觉皇帝“开窍了”，所以又有了致仕的想法，他才四十岁出头，浑身都是干劲呢。现在的湖南因为湘军的关系成了大清的战略要地，身在湖南的郭松焘与曾国藩等人是好友，可以利用唐宁在这个战略要地设立的中文电报机向肃顺发电报，这个时候，唐宁已经为肃顺等大臣开通了私人电报地址，并登在大清新闻上诏告天下。当然了，这些被软禁大臣的电报往来都是要被唐宁给他们安排的“助理”检查过的，免得他们打歪主意，破坏现在的安定团结局面。郭松焘回到北京之后就斗胆向咸丰帝提出了几乎触及皇帝底线的建议查办内务府的贪腐。内务府是皇上的私家财政部，职官多达3000人，还没算普通匠役、军丁和太监。这比掌管全国疆土、田亩、户籍、钱谷的事其实，谁都知道皇帝才是天下最贪腐之人，十全皇帝乾隆大帝造就了和绅这个攒了20亿两白银家资的古今第一贪，而和大人不过是乾隆大帝的一个奴才而已。由于乾隆大帝的十全享受，到了嘉庆、道光年间，两位皇帝都很节俭。乾隆驾崩时，他命人从新疆弄来的一块巨大的需要耗费大量人力才能运到京城的奇玉还在路上，嘉庆帝立即下旨负责这事儿的太监把它直接扔在路上不要了。和绅跌到，嘉庆吃饱。嘉庆帝也没饱多少年，和绅是内务府和户部的双料首长，经常性地把户部财产挪用到内务府，用贪腐的系统彻底地把内务府改造成了为官僚牟利的机构，皇帝只能查办高级官员，中级官员则是一个阶级，不可能找得出代表人物的一个阶层。这个阶层以太监为主。为了防止太监乱政，清朝专拣那些没有文化的低层平民入宫，这些人很快地融入贪腐系统，并且毫无廉耻之心地分享皇家的特权。清代有民谣说，“房新树小画不古，此人必是内务府”。说的是如果京城出现一暴发户，新盖豪宅，其内的树还没长大，墙上又挂着近人的画，那必定是内务府官吏。因为在内务府当差，是给皇家办事，来钱极快，要不了多久即可在寸土寸金的京城置办高宅大院。内务府经费大约有七大来源：垄断人参、貂皮买卖的收入；官商与皇商经商得回的盈利及本钱；放贷给盐商得回的利息及本钱；各处皇庄缴纳的租金与北京出租官房的收入；各榷关的盈余分成；犯罪官员抄家罚没的财产；官员秘密赎罪罚款。违法官员的罚没家产或罚款，不入国库，而是入皇帝的小金库。贪官的家产多为民脂民膏，这么做，等于变相地通过贪官这抽水泵，源源不断地将民脂民膏输送到皇家内库中去。这么一来，贪腐系统居然成了内务府的重要敛财手段，也是皇帝控制朝臣的手段，因为基本上无官不贪，哪个不听话，只要授意查办，基本上一逮一个正着。皇家的本质上就是鼓励贪腐的，上面是这样，下面的人当然会纷纷效仿。道光皇帝是个吝啬到要把一个铜板掰成两瓣的主，看到龙袍上有个窟窿都要补上。一天，道光皇帝发现绸裤的膝盖上破了个小洞，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