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即使是高仿品能卖到几万元至几十万元，在仿制者看来，他们挣的依然是“辛苦钱”。这位姓李的大师做了二十四年的高仿，觉得高仿的成本越来越高。
他告诉张天元说：“真正完全还原古瓷的生产流程和原料成本太高了。比如元青花高仿，以前到山上捡青花料不用钱，现在买一斤成本要一万元。前几年一吨高岭土六百元，现在要八千元，而一吨只能掏出三百斤使用。这些年我做高仿赚了不少钱，但也花了不少钱去研究。比如说宋影青，我会去上浦硅酸盐研究所做分子分析，回来研究配方，回去再测，直到过关……胎体还没做出来，已经花了不少钱。接下来描花、烧制……又是一系列很复杂的流程。”
除了制作艰难之外，高仿行业的一个“潜规则”让高仿者无法批量生产。
这个张天元以前不知道，姓黄的和行李的大师也都没告诉他，不过刘大彬却很清楚，他告诉张天元说：“高仿瓷做得再像，也是养不大的儿子。仿第二个，之前的客人就跟你急：‘我花了二三十万元买你的高仿，你怎么还卖给人家？我的就不值钱了！’现在我的生意里，最挣钱的都是日用瓷生产，单利小但是批量大；高仿几乎不做了。可就是这样，那鬼面人还是不肯放过我，从这个情况来看，鬼面人走的肯定不是正当的高仿生意，他们是把假的当成真得卖的。”
刘大彬还为一件高仿藏品的所得算过账，一件高仿的明清官窑，目前在西江陶瓷镇的行价为两万至八万元，一般都在境内外拍卖公司拍出，成交价是出厂价的十倍到一百倍！
其实这个过程中真正的获利者并不是高仿大师，反而是拍出高仿品的最后一个拥有者。
“那你为什么还要坚持练习这个技术呢？”张天元还是有点不能理解。
“因为喜欢啊。你难道没想过可以复制古人的经典吗？如果一个人可以完美模仿唐伯虎的画作，完美模仿毕加索的画作，相似度达到百分之百，那其实他的水平已经非常接近这些大师了，甚至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模仿的本身，就要求最起码水平要达到这些大师的水准，否则的话只有空有其形，而没有其神。”说到这里，刘大彬就显得非常激动。
“对了，你知道我除了时大彬之外最佩服的人是谁吗？”刘大彬突然问道。
“谁啊？”
“一个叫周丹泉的人！一个明代的仿瓷大师！”刘大彬回答道。
说起周丹泉，那就不得不说一说明代中期的苏城。
明代中期之后的苏城，繁华和奢侈之风领导着全国，甚至远渡重洋传播海外。到了万历年间，苏城人的收藏之风，造园之风，把苏城人的苏式生活推向了一种辉煌的极致。
曾经有人问张天元万历年间的苏城是怎样一种生活？张天元想了想道，当时苏城的文人阶层时尚做三件事；听昆曲，看《金~瓶梅》，馈赠时大彬壶。
他好歹是学考古的，历史也看了不少，这样的问题还是能回答出来的。
由于苏城文人的介入，此时的苏城工艺得以突飞猛进；工艺不仅仅满足实用的需要，更多的关注观赏的精致。如时大彬就是在这一时期，在苏城文人品茶听曲的旁观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把文化的气息融入到了制壶的工艺之中。
某种意义上讲，作为宜~兴人的时大彬，他的艺术生涯是在苏城；是苏城让他从一名制壶工匠成就为一位杰出的制壶大师。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这时的苏城涌现出许多能工巧匠；当然，当时的这些能工巧匠只是些默默无闻的耕耘者，他们有可能会出现在一些文人的笔下，留下一些零星的记述；至于说大师的称谓都是后人给他们的赞颂。
不像当下，大师满天飞；窗前的绣娘是大师，公园里摆摊写字的是大师，连给人酌茶的童仆也可以冠以大师。
周丹泉就是这一时期吴门典型的能工巧匠。他是一位仿定窑瓷的制瓷高手；他所烧制的仿定窑瓷人称周窑。
根据蓝浦的《西江陶瓷镇陶录》记载：周窑，隆庆、万历中人，名丹泉，本吴门籍，来昌南造器，为当时名手。尤精仿古器。每一名品出，四方竞重购之。(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