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而在危机发生后让钱引主动贬值,从770文贬到了400文——蔡京在下令开封钱业行会以400文托市之后,又逐步下调了钱引兑换专卖物资的价格。此举打乱了纪奎再次抬高钱引的布局,也让钱引的发行陷入了长期的停滞。
此外,这次贬值还造成海路市舶司拒收钱引——海路市舶司是搞包税制的,而包税者上交的必须是金、银、铜钱,不能用钱引充税。
可与此同时,朝廷又规定钱引可以用来缴纳商市过税和住税。而且是按照面值抵税!
在钱引贬值后,朝廷又没有办法及时调整钱引抵税的数值。这是因为钱引价格一直波动,而开封府的朝廷又没有办法及时得到京东商市的行情。所以各大商市干脆拒绝钱引抵税。
这样一来,钱引的流动性就一落千丈,现在已经沦为了专卖物资的提货券。
不过到了这一步,钱引也不是不可救药。毕竟才贬值了不到50%,后世跌得比它厉害的纸币可比比皆是啊!
可是接过少宰兼中书侍郎一职的纪忆,却主动剥夺了钱引的货币功能。
因为他想将钱引置于反面教材的地位上,以便为同本位银行券的发行,创造出最好的条件。
赵佶看来被纪奸相给蒙蔽了,点点头道:“纪卿所言甚善,是该让各方面均沾利用,共担风险。可是这次钱引风潮起于京东商市和天津,等开封府的朝廷知晓,已经过去许多天了。就算各方面能够同舟共济,也有些迟了吧?”
纪忆一听,先笑了起来,他正想和赵佶谈这事儿呢。
“陛下英明。”纪大奸相说,“如今天下之浮财,八成汇集东、南沿海,中原只有一成,天下其余各处共一成。而东、南沿海之浮财,又半在京东、天津二商市。
所以大宋银行的本店不宜远离京东商市,否则一旦有急,根本来不及调运铜钱。臣建议将大宋银行总店、金库、铸币工场全部设置在徐州治所彭城。
徐州乃是冶铁、石炭、瓷窑、漕运重镇,自古也是铸造铜钱之所在。而且又将建成二十四角大堡,足以震慑东南。如果将银行总店、金库摆在彭城,应该可以万无一失。
如果京东商市发生挤兑,则立即可以从彭城调集铜钱水运往京东,以稳定市场。”
把大宋银行的总部、金库、造币厂都摆在徐州其实是个必然之选。因为大宋的银行券是铜钱本位,这铜钱多重啊?一旦京东商市发生挤兑,怎么可能从开封府调集铜钱去应对?一千多里地呢!而且运河在冬季还会结冰,根本没办法运送铜钱。
而徐州距离京东商市只有三百五十里,又有一条运河直接相连,就算在冬天这条运河也不大会结冰(有时候也会冻上的),运输方便,成本也比较低。
而且徐州和京东商市之间的经济往来非常密切,徐州是工场,京东是店面。两处其实是一个经济圈,许多京东豪商在徐州也有产业,经常往来两地。
一旦京东出现挤兑潮,大宋银行只要在徐州敞兑就行了,不必把铜钱运往三百多里外,商人们自会拿着银行券过来兑换。
“纪卿,你是想把天下铸钱之业都集中于徐州吗?”赵佶眉头一皱,已经感到几分不妥了。
宋朝在全国各地设置了许多钱监铸造铜钱,效率当然是低下的,质量也没啥保证——都是官营工场嘛,而且在四川还铸造坑人的铁钱!
这些狗屁倒灶的事儿里面虽然有各种各样的坑,但是也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贸然改易,只怕会严重影响到铜钱生产。
“陛下,”纪忆连忙解释道,“钱监太多,管理不善是本场屡次发生钱荒的主因。只有集中铸造,统一成色和样式,规定合理的含铜量,才能保证钱荒不再发生,劣钱也不再泛滥。只有把铜钱理顺了,和铜钱挂钩的银行券才能顺利发行流通。银行券得以流通,朝廷才有可能以低息借钱发债。从而缓解财政困局。使得各项新政能够稳步推进。”
宋朝的钱业何止一个乱呢!后世钱币收藏界有一个说法,如果看到一下子认不出来的铜钱,就说是宋钱,一般都能蒙对!
可见宋朝钱币之乱!
而宋朝钱币的乱又主要集中在“含铜量”和“当大钱”两大顽疾上。含铜量不科学,忽高忽低的也没个准数。结果含铜量过高的铜钱被奸商销毁炼铜,而含铜量过低的铜钱又流通困难。
至于“当大钱”则是个更大的坑,一枚大钱就要当十当五的使用,简直就是赤果果在豪夺民间财富。而铸钱的门槛又不高,结果当大钱经常被民间私铸,反过来又造成朝廷的损失。
最后当大钱又在朝廷的诏令下自行贬值,从当十掉到当三、当二去了……
在这种铜钱都没有理顺的情况下,要发行铜钱本位纸币,基本上是开玩笑,不大可能成功的。
所以纪忆版金融改革的第一步就是统一铸币,铸造一种含铜量合适的“白钱”,也就是掺了一定数量杂铅的铜钱,使之成为最基准的货币。
而要统一铸币,可就牵涉太广了,铸钱可是大利所在啊!赵佶的眉头微微皱起,也有点觉得扎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