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怪沈颢的脸色不好看，王永忠这话摆明了就是给自己挖坑跳，而且还毫不顾忌掩饰。
说当今朝廷施政不当以至于将百姓逼得把自己的土地投献他人？
不用怀疑，自己只要敢应了这个套，明儿个自己的人头就能出现在菜市口上。
诽谤君王是个什么罪过，就算他王永忠不清楚，沈颢自己身为法家学子，难道还能不清楚？
自己这些人虽然说是预备役的官员，可毕竟不是正规军，没有资格位列朝堂，就更别说指点当今朝廷施政之得失了。
只是沈颢毕竟还是年轻了一些，根本就没有耐心去跟王永忠慢慢的撕扯，反而唰的一声将折扇收了，冷笑道：“王兄何以出此诛心之言？
百姓为何无立锥之地，你知，我知，天下皆知，与当今朝廷之施政何干？”
崇祯皇帝看着两个逗逼，心中也开始发笑。
要不然怎么说读书人就是坏呢。
王永忠那家伙上来就直接掀桌子的举动，说白了就是因为自己在这里，所以下个套给沈颢。
而且是堂堂正正的挖个坑让他跳——锦衣卫的百户在这里，要么你就诽谤君王，要么你就掀了桌子得罪天下所有的士子阶层。
不管沈颢怎么回答，今天这一关都不会好过。
只是王永忠千算万算，就是漏算了两件事情——法家的学子就没有怕得罪人的。
大秦孝公时的商鞅，得罪的人多不多？最后落得个被惠公车裂的下场，也就是传说中的五马分尸。
大汉孝景皇帝之时的晁错提出削藩之议，得罪的人多不多？最后被景帝连哄带骗的弄到了法场一刀两断——腰斩。
商鞅和晁错的死法，就没有一个是不吓人的。
但是吓到了法家学子了没有？
实际上并没有。
到了汉孝武皇帝之时，桑弘羊又一次举起了法家学说的大旗，统管大汉财政近四十年之久。
终武帝一代，桑弘羊忠心耿耿，聚敛资财以增强国力，为武帝屡败匈奴，多次出巡耀武扬威，打通西域，开发西南等奠立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其理财之功连对之十分不满的司马迁也不得不击节赞扬，称弘羊时代“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
其后哪怕是披了一身的儒皮，法家学术仍然活跃在中原王朝。
唯有到了宋时，儒家才全面上位。
但是到了大明之时，太祖高皇帝朱元璋和成祖永乐皇帝朱棣又是偏好于法家治国。
而且大臣里面还出了张居正这家伙。
隆庆六年，万历皇帝登基后，因为李太后与司礼监太监冯保的支持，张居正代高拱为首辅。
当时明神宗朱翊钧年幼，一切军政大事均由张居正主持裁决。张居正在任内阁首辅十年中，开始了披着儒皮干法家事儿的施政措施。
财政上清仗田地，推行“一条鞭法”，总括赋、役，皆以银缴，“太仓粟可支十年，周寺积金，至四百余万“。
军事上任用戚继光、李成梁等名将镇北边，用凌云翼、殷正茂等平定西南叛乱。
吏治上实行综核名实，采取“考成法”考核各级官吏，“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政体为之肃然。
说白了，从这三方面来看，张居正就是跟这沈颢是一模一样的套路——先披着儒家的皮混上位，然后再反过头来搞自己法家的那一套。
只是张居正是成功了，但是眼前的沈颢却是直接被王永忠给针对了，而且还有崇祯皇帝的暗中打压，能不能成功还真不好说。
想到这里，崇祯皇帝又暗自摇了摇头。
沈颢还是太年轻了些，直接这么冲动的就直接把盖子给掀开了。
掀盖子这种事儿，温体仁能干，施凤来也能干，甚至于郭允厚也能干。
但是他沈颢就不能干。
温体仁和施凤来，还有郭允厚，那是什么人？要么是内阁首辅，要么是首任的九州岛总督，要么就是户部尚书。
沈颢呢？
别说是个正经的官身了，现在还只是个预备役的官员。
温体仁他们提出来，这就叫政治，沈颢提出来，就叫搞事情。
在这种情况下，就算是崇祯皇帝有意拉偏向沈颢，也只略微顾忌一下，不能干的太过。
这事儿跟杀几个大臣，哪怕是杀的人头滚滚血流成河都不一样。
把大臣宰上几个，空出来的位置就多了几个，依着读书人的尿性，只怕是多杀几个才好——要不然自己怎么上位？
但是，像沈颢这么干，就是触犯了所有人的利益——从秀才到进士，无一遗漏。
当然，崇祯皇帝不在乎这个，大不了就自己拉偏架而已，现在还是看热闹要紧。
此时王永忠正摇头道：“恕愚兄鲁钝，不解沈兄弟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