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日本领导人来说，由胜利者操纵审判是极其可恶的。对近卫公爵这样一个自尊心很强的贵族来说更是奇耻大辱。他宁愿一死了之也不愿受这般侮辱。他开玩笑地对一位朋友说，“我是个懒骨头，监狱的生活对我可能是无忧无愁、轻松愉快的。”——三十年来，他身上从未带过钱包，洗澡时也从未拧过一条湿手巾——“但被人称为战犯，这样的耻辱我绝对受不了。”
在近卫入狱的前一天晚上，他的次子道隆仔细检查了父亲的房间，看有没有武器或毒药，虽然没有找到什么，但还是放心不下。就寝前再次回到他父亲的卧室。他们详细地谈论了日华事变、同中华谈判的情况，以及近卫觉得自己对天皇和国民应负的重大责任。道隆认为父亲应该把这些个人的想法记载下来。近卫用铅笔——手头没有毛笔——写了一些时间，然后把写的东西交给儿子。“用词可能不当，”他说，“但表达了我此时的感情。”
道隆感到，这可能是最后的相聚了。“长时间来，我只给您添麻烦，未能对您尽孝道。我很抱歉。”
近卫不以为然。“‘尽孝道’是什么意思?”他反问道，把脸转了过去。他们默默地坐在那里。最后，道隆说。“现在已经很晚了。请就寝吧!”他迟疑了一下。“您明天走吗?”
近卫没有作答，但是道隆仍然以请求的眼光看着他，近卫看了看他，道隆觉得他似乎在说。“你怎么还问我这样一个问题？我以为你什么都明白了。”道隆从来也没有看见过父亲脸上的表情“这样奇怪。这样厌烦”。他第一次看出父亲想离开人世。
“夜里您要是需要什么，就叫我，”道隆说。“我在隔壁。”
道隆好容易在快天亮时才睡着，可是不一会儿就被母亲悲痛的声音吵醒。他想起床，但一时不能动弹。他坐在那里，全身发抖。他终于站了起来，走进父亲的卧室。近卫直挺挺地躺在床上，平静安详，象睡着了似的，在他的高贵的险上没有一丝痛苦的表情。他已离开人世，枕头旁边放着一个褐色的空药瓶。
华人认为，日本名义上的领导人天皇，同东条等一样对战争负有最大的责任。现在，日本一些获得解放的记者甚至也骂起天皇来了，不仅说他是战争贩子，而且说他是好色之徒。
钱四海的总部前还出现游行示威，主张废黜他。这些要求，最高司令都不予置理。审判天皇会在全日本引起游击战，使军政府长期化。
钱四海更下定决心不顾他自己手下人的意见要礼待天皇。他手下有些人要求强行把天皇召到盟军司令部来，给他一点颜色看。“这样做，”钱四海说，“会大大伤害日本人民的感情，使他在日本人心目中成为殉难者。不行，我应该等待。到时候他会自动来见我的。在这件事上，日本人的急躁更有利于我们的目的。”
钱四海的直觉的正确性得到了证实。东条自杀未遂后两星期，裕仁自己请求会见。他穿了燕尾服、条纹裤、带扣鞋、高礼帽，与侍从长藤田一起乘车来到中华大使馆。他一被抱下老式的豪华轿车，李永泽出于礼仪，便向他敬礼。李永泽的手刚放下，天皇便抓住他的手。年轻的日本翻译说，天皇陛下看见将军很高兴。
“见到您，我感到荣幸，”李永泽将军答道，“请进里面会见钱四海将军。”裕仁锔促不安地让李永泽引他进入大使馆，缓缓被推上宽大的楼梯，来到二楼钱四海的办公室。
为了使裕仁不感到拘束，钱四海率先道：“中日自古隔海相望，本应世代修好。从上个世纪以来，西方列强如狼似虎，觊觎远东土地和财富。虽然如今世界局面发生巨大的转变，但是为了不重蹈百年来卑微的地位。我相信中日之间的和平，才能让黄皮肤成为世界真正的主人。”
钱四海边说边掏出一盒中华香烟，抽出一根给对方，裕仁很恭敬的接过，口称谢谢。钱四海给他点烟时，裕仁的手在发抖。
裕仁临出发前往中华大使馆时，木户最后的忠告是提醒他不要对战争承担任何责任，但现在他说的恰恰相反。“钱四海将军，我到你这里来是为了表示接受将军所代表的中华的判决。在这次战争过程中，我的国民所采取的行动以及所作的每一政治、军事决定，都应由我负完全责任。”
后者哈哈一笑，起身到酒柜倒了两杯葡萄酒，递给裕仁一杯，道：“今后两国所走的政治路线完全一样，我们陛下交代过，随时欢迎您以天皇的身份到访中华。”
战战兢兢接过葡萄酒酒杯的裕仁，已经做好接下来的“判决”，然而钱四海的话，让他完全愣住了。
钱四海并没有对裕仁的话做出任何的回应，因为这个时候已经完全没有意义了。当陈绍决定留下裕仁的时候，一切都已经注定了，不是他裕仁想要如何便会如何，只要中华说裕仁无罪，那他就是无罪，没有为什么，这是胜利者的权利。
整整三个小时，钱四海和裕仁两人在办公室里秘密会谈了三个小时。期间，没有人进去过。所谈的事情，也没有其他人知道。就算是百年后，也没有任何资料记载今天的谈话。(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