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现在，公园里的行人稀稀落落，温旗缩在长椅的最拐角处，侧头瞥了一眼林知夏和江逾白。他裹紧身上的外套，仿佛下定了天大的决心，才讲出一句：“你们好。”
今天是礼拜六。
对温旗而言，这是他的私人时间。
他严格地执行着一条规定——私人时间，绝不社交。
但是，林知夏已经和他打过招呼了。如果他不说话，那他的毛病就表现得太明显了。
温旗从座位上站起身，听见林知夏答道：“我和江逾白在散步。你呢？你特意来公园喂鸽子吗？”
“是啊。”温旗答应道。他双手揣进裤子口袋，目光游离在翠绿的树丛中。
“对了，”林知夏忽然想起一件事，“我下学期要做助教了。你和我说过，学姐曾经被本科生投诉过，你能不能告诉我，学姐为什么会被投诉？”
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关系到林知夏的助教准备工作。
毕竟，印度学姐和林知夏在同一个实验组。学姐犯过的错误，林知夏或许也会犯。
林知夏还在等待温旗的答案，温旗却守口如瓶。他机械性地重复着喂鸽子的动作，直到江逾白坐到他的身边。他抓起一把鸟食，分散出去，才说：“学姐打压学生的自信心。”
硕士就读期间，温旗与同学们的交流极少。但他经常在洗衣房、公共厨房之类的地方旁听别人说话。
英国大学的学生寝室一般都没有阳台，也没有可以晒衣服的地方。宿舍会提供公用的洗衣机、烘干机等机器，放置于一楼的洗衣房内。
某一天晚上，温旗在洗衣房里收拾衣服，恰巧有两个本科生特别沮丧地坐在不远处。他们握着罐装啤酒，小声地抱怨一位名叫“aishwarya”的印度籍助教在给他们上课的时候疯狂打压他们的自信。
这位名叫“aishwarya”的助教，正是林知夏刚才提到的印度学姐。
aishwarya出生在印度孟买，本科就读于全印度最难考的大学——印度理工学院孟买分校。为了考上这所学校，她整个中学阶段都非常拼命，每天的平均睡眠时间不足六小时。
本科毕业后，aishwarya又去美国念了一个硕士。她攒够了论文，申请到了奖学金，这才决定到剑桥来读博。她的学术履历十分优秀，博士二年级就做了助教。
然而，那两位本科生却说，aishwarya故意制造严重的学业压力，她经常让学生感到“他们的无知来源于无能”。她没讲过脏话，也没批评过任何人，但是，每当学生问她问题，她就会露出一种“你怎么连这个都不懂”的质疑表情。
还有一次，aishwarya在黑板上推导一个运算式，起初她还很有耐心。后来，她连问两个问题，某位本科生都答错了，她的脸色一下子变得特别阴沉恐怖，嘴里不停地念叨：“你必须多读几本数学书。”
那位本科生差点被她当场吓哭。
“她像个凶狠的女巫”——这是当事人对她的评价。
就这样，温旗听完了“aishwarya被投诉事件”的前因后果。
但是，温旗无法用语言完整地表述出来，面对面的沟通交流会让他感到紧张。
他听说，林知夏和aishwarya正在合作一篇论文。
他本来不想趟这趟浑水，但他转念又想到，林知夏的智商很高，她可能会在无意中误伤一批本科生，造成和aishwarya一样的后果——出于这种考虑，温旗回到家以后，就给林知夏写了一封长长的邮件。
邮件里详细地交待了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的起因和经过，甚至还包括了学校的处理结果。
学校委员会收到了本科生的投诉，但是他们并没有对aishwarya展开调查，也没有给她下达任何处罚。
因为，根据学校的“student plaint procedure（学生投诉流程）”条例，学生必须在恶劣事件发生后的28天内提交一份投诉报告——aishwarya的学生们忽略了这一项规定。他们忍了几个月，直到升入大三，才想起来aishwarya对他们的严重打击，这导致他们的投诉根本没有被学校受理。
温旗仔细回忆本科生们的对话，凡是他能想到的，全都被他写进了邮件。
这封长长的邮件，总共有两千多字。邮件的主体是中文，也包含一些英文单词。
温旗写完以后，还认真检查了一遍。
他端起一杯咖啡，无声地抿了一口，刚想按下发送键，邮箱又忽然响了一声。
原来他的导师群发了一封邮件，邀请组里的所有同学共进晚餐。
每年，只要组里来了新人，导师就会请大家吃一顿晚餐——这是他们研究组多年不变的惯例。
温旗点了点头。他看完导师的邮件，鼠标滚动一个来回，再翻到上一封邮件，不小心在抄送那一栏复制了一串收件人——他没注意这一点，直接按下了发送键。
随后，温旗惊出一身冷汗。
他那封名为“aishwarya被投诉事件”的邮件，不仅发给了林知夏，还发给了他的整个研究组，收件人包括他的导师，也包括aishwarya本人。
这对一个社交恐惧症患者来说，几乎是世界末日的缩影了。
他深刻地知道，他完了。
如果印度学姐是女巫，那他即将成为女巫的祭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