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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备和李素的君臣夜宴叙旧，一直持续到半夜，李素才起身告退。
第二天，刘备整理了一下思路，把昨晚聊的三方面收获，大致分了个优先级：
关于如何封圣、如何梳理皇帝与儒家的关系，那事儿可以马上着手。
比如“不许生前封圣”和“应该在科举中加入殿试这一皇帝亲自面试环节”这两些措施，很快就可以敲定、成法，了却一桩心事。
李素的另外一些建议，是慢药慢疗效的长远之计，眼下也找不到实施的抓手。只能是先想想，然后就暂时搁置、不去操心。
聊到的三类收获梳理了一下，两类都去掉了，最后就剩下未来几年可以努力的务实部分：
如何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把尚未完成的变法，尽量具体推进。
如何把大汉依然面临的外患，尽量解决干净，并且彻底完成对大汉疆域认同的重塑。
……
私宴结束后两天，转眼就是正式朝觐的大朝会，刘备也趁着新年，把今年的很多设想都拿出来说了一下，尤其是他跟李素私宴后刚想明白的一些事儿。
让群臣群策群力讨论，畅所欲言，看看怎么细化、怎么排优先级。
朝议的过程自不必赘述，总而言之，很多朝中重臣都注意到了一个风向的转变：
随着丞相代天巡狩两年回朝，陛下似乎要一改之前“休养生息、努力还债”的行政风格了。
毕竟丞相不仅给陛下带来了规划，还带来了信心。黑麦、巨菜这些东西的普及，都容易让皇帝幻觉盛世会更快到来。而海外发现金银矿这种事情，更是会缓解皇帝对财政困难的预估。
这两年，朝廷或许会大兴土木，或许也会对四方有潜在威胁的蛮夷有更大的动作，又或者是会对地理发现、探险开拓有更大的投入。
总而言之，很多人把这种转变，解读为陛下对丞相的绝对信任。
丞相不回来，就可以一直每天接着奏乐接着舞，垂拱而治。
还有人把这种转变，解读为陛下想一个人扮演文景与武帝的角色，
趁着自己三十多岁就登基为帝、上位时还算年富力强，把富民和强国这两步都亲自走完，不给子孙留太多麻烦。
不管真相是哪一种，财政稳健的时代，怕是要过去了。
法正、刘巴这些激进派当然是跃跃欲试。
鲁肃、诸葛瑾这种务实派则是不偏不倚，但出于对皇帝和丞相贤明程度的信赖，还是愿意相信他们能做出最优解的决策。
至于一些清廉、财政上以保守著称的官员，少不了忧心忡忡。当然这些人当中大部分出发点也不算坏，只是习惯了节俭的美德，皇帝做什么事情只要多花钱，都会劝一劝。
散朝之后，不少只会算小账的官员纷纷窃窃议论：
“按照朝廷前些年的规划，之前与袁曹交战那些年、发出去的抄引券，够天下工商业者用到章武十六年或者十七年底，才能彻底回收回来吧？”
“就算后来丞相与诸葛孔明大力在关东青徐扬沿海三州大兴工商、晒海为盐、扩大造船、海运、拓殖海外税源，这抄引券最多也就提前到今年年底商税收完后，才能全部回收回来。”
“陛下和丞相就不能多等一两年，彻底回收，甚至是过一两年有盈余的富裕日子，再拿积蓄去做那些大事？这是欠债欠上瘾了，非要赶那么急，借新债做事情。”
多少淳朴官员，一想到朝廷欠债赤字就叹息痛恨。
还好，整个正月里，刘备倒是没有揭开谜底，也没贸然提出任何动作，可见他也是很慎重的，要花费充分多的时间仔细通盘思考。
……
时间很快进入了二三月份，因为两个月的春耕农忙，朝廷内政以劝农为主，也不去扰民。有什么事儿也是先讨论着，不急着发布。
李素也花了这俩月时间，好好重新熟悉了一下朝廷中枢的政务状况，财政数据细节，做到心里有数之后，才好更稳健的规划。
眼看到了三月底，刘备和李素也大致把后续的推进节奏想明白了。
刘备决定，这两年的施政中心思想，就是“军事先行，变法掩护”。
科举、财政方面的进一步深化变法、优化细节，当然也重要。
比如钱的方面，工商税的具体计征优化，肯定要落实。
土地税未来能不能从人头税逐步向真正的“履亩而税”转变，也非常重要。
历史上真正的履亩而税型税制，要到晚唐的两税法时期才成熟。而大汉目前的农业税制度，还停留在初唐的租庸调法、加个李素拼凑上去的“均输折税”，跟两税法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至于科举制度能不能从目前的“各郡自推举人、州级统考录取”，进一步扩大到“全国统考录取”，或者至少是先“南北东西分榜录取”，进一步提升地方上围标的难度，减少举人产生的利益输送，这更是未来大汉长治久安的重中之重。
但是，没个契机就随随便便重提深化变法，还是容易被朝臣反对、以及被重新成长起来的地方势力抵触。
毕竟，变法始终是触动人利益的，不管是钱还是官，都足以激起人铤而走险。
天下彻底和平、毫无民变，已经六年多了，很多人会渐渐失忆，忘掉朝廷的决心和力量。
刘备倒不是担心有人闹事后、军事上镇不住。就算真闹起来，大不了也就跟204年那波青兖反度田反移民的余孽一样，军事征服就好。毕竟中兴诸将都还在呢，刘备有绝对的刀把子在手。
不过，天下终究已经太平，就算压得下去，也会给统治留下一些履历污点，最好还是从头就别出现反抗。
这时候，最好的选择，就是在变法之前，先展示一下肌肉，对外展示。重新提醒一下已经过了六年淡忘期日子的地方世家豪强、朝廷的武力有多么恐怖。
然后，挟对外军事胜利之威，顺势强推进一步改革。
把战时体制的“事急从权”也充分用起来，而很多“事急从权”的临时措施，如果发现确实好用，仗打完之后也不会改回去了，直接把既定事实固化下来、变成长期制度，岂不美哉？
当然，对外军事打击和对内变法的相辅相成，还可以有另一种表现形式——
不光变法需要军事威望的加持，对外动兵之前，也可以以变法为诱饵，来逼迫朝臣和世家豪强二选一、“两害相权取其轻”。
类似于先放出风声“朝廷今年要实施xxx变法了”，看看地方反应，
如果反对激烈，那就顺水推舟表示“朝廷要实施xxx变法的目的，只是为了给北伐草原筹措资源，如果不用变法也能把北伐筹措的事儿搞定，那就先不变法了”，用这个诱饵，来诱使大家接受后一个条件。
这个思路，也是李素这几个月里想出来的，并且建议刘备，刘备听后也觉得很有道理。
而李素这一策略的来源，显然是学习了原本历史上、北魏孝文帝时期的鲜卑人南迁雒阳汉化改革。
中学历史课本上都教过，拓跋宏为了迁都雒阳，推行汉化改革，遭到的反对很多。所以他先不提迁都，只说要南征统一南朝，